如果说司法是守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制度性源头活水，那要保证法律源头永远澄清洁净，万里无霾，一尘不染，《立法法》的重要性就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假如这部“规范所有法律行为的”《立法法》出了偏差，那就难保依照此法诞生的新法，不会有畸形病变的可能。所以，《立法法》施行15年来的首次大修，吸引强烈关注自在情理之中。再次强调“税收法定”、“地方规章不得减损公民权利”等修订亮点，之前就曾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先说“税收法定”，虽是旧调重弹，但确有现实意义。而且就在人大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记者揪住这个问题尖锐发问。因为之前油价连跌之时，燃油税却趁机上调，这到底是部门“任性”还是依法而为？当时记者会上，发言人傅莹重申的就是：“政府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少，怎么收，都要通过人大来立法决定。”

    这个问题就是“立法法”的范畴，而且立法法也有“税收法定”的宽泛规定，只是具体的解释权却可能政出多门。比如税种是法定，而实际操作中一些部门性或地方性规章或红头文件，却能长期“暂行”并主导执法实践。

    这样的失之宽泛笼统，未能针对性精细化的立法法条，显然不具备操作性。这次大修，希望与会代表能紧盯着类似的可能留下“制度后门漏洞”的法条，防止宽泛化的立法表述带来的“立法”部门化、地方化利益倾向的痼疾。

    再一个亮点是“限行限购行政手段不能‘任性’”。比如某地方某部门拍脑袋决策，随便发个“夜半鸡叫”的红头文件就限号限行限购的时代，或一去不返。必须立法解决，哪怕是地方法。

    而这又牵扯下放新增“地方立法权”问题。放开立法，会不会重蹈之前改革“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老路？又比如“地方规章满两年，或立法或废止”能否保证充分的民意参与？

    善治靠良法，而良法的形成，意见的采纳博弈，显然需要前置的民众的深度参与。如何让民意能充分参与到立法源头，是每个与会代表必须审慎面对的问题。■李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