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2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彰显现代司法文明，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2月26日 新华社)

    就重要性而言，《意见》里还有很多内容，诸如禁止对律师进行歧视性安检、将设法官惩戒委员会……皆不逊色于“禁止让被告人穿囚服”，也都彰显出司法文明进步。但是，“禁穿囚衣”这一内容，看似司法细节，其实攸关公平正义的大势大体，更为公众关注。

    众所周知，对于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法院行使司法权力时，也理应模范遵循这一现代法治原则。我国法律其实从未有过让在押被告人或者上诉人“穿囚衣”的形式规定，按理说，“穿囚衣”本就在法无授权即禁止的权利边界之内。但是，在没有明确禁止性规定之前，各地做法不一：不少地方让被告人、上诉人穿“囚衣”出庭受审，已成不成文的“惯例”，而不穿“囚衣”反而成了新闻。比如，薄熙来、房祖名等人出庭受审时，公众看到他们并未身着囚衣，就有人误解他们触犯了国家法律还享有特权。因此，明确禁止让所有在押被告人穿囚衣出庭受审，是司法审判机关依法行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司法公平，展现司法文明的应然之举。

    之所以让在押被告人、上诉人穿着“囚服”，或许有出于方便管理的目的。然而，正如法袍、法槌之于法官是身份识别、法律威严的符号标志，“囚服”之于被告人，无论是否有其它中性目的，都会给人以“负罪在身”的主观印象。这无疑首先会从形式上打破控辩平等的诉讼平衡，进而有损法院的审判中立性原则。换言之，“囚服”加身，不仅是人格的贬损、尊严的折辱、有罪的暗示，更对在押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有实质性伤害，进而是对“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罪刑法定”等诸多司法审判原则的冒犯。因此，禁止让被告人穿“囚衣”，实际上也是在维护法律自身的尊严。

    当然，仅有形式上的禁止还不够，还需要执法者、司法者内心的认同与服从。“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司法审判原则，在1996年3月修订颁布的《刑法》中就已经写入，但不仅在当年4月发生的呼格吉勒图案中没有得以贯彻，在时间更靠后的多起冤案中也没有得以更好执行，这才导致了无法挽回的后果发生。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执法、司法者并未将尊重被告人合法权利、尊重法律完整正义内化为可以付诸行为的法律人意志。而有意无意地让被告人穿“囚服”的惯例，则是执法司法者违法违规的细节表现与意识流露，更是冤案发生的内在诱因。由此而言，禁止让被告人穿囚衣，是树立法律至上原则的细微步骤，也是要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在整体大局展现气势，更在“禁穿囚衣”的青萍之末显露风向与决心，公众对此瞩目，自有缘由与道理。 ■本报评论员 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