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贵州省黔西南州开始实施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办法。两个多月来，全州1231名“懒官”被“召回”，处级干部59名。其中，165人被转岗或免职，67人待岗，9人被辞退或解聘，其余培训后回原岗位。（1月14日《人民日报》）

    如同汽车因存在安全隐患和质量问题被召回，黔西南州“召回”的干部同样存在缺陷，缺陷主要表现为“惰政”。如何对症去疾？“召回”制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思路。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也是对公务员退出机制的一种十分有益的探索或补充。

    首先，长期以来，社会上都流传着公务员“一朝考上，就如同进了保险箱、端了铁饭碗”，只要不犯“大错”，日子倒不难混，但有了“召回”制度后，公务员则面临被辞退或解聘的危机，进而通过打破官员“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惯例，倒逼官员保持作为意识。

    其次，相对类似公务员末位淘汰制，“召回”制度更具灵活性。例如对不胜任现职干部实施“召回”后，该州并非就此将其投入“冷宫”，而是进行“维修”，该反思的反思，该教育的教育，该补给知识的补给知识，“维修”过关后，被“召回”的干部仍能回到原岗位，否则，将面临转岗、免职、降职、降级、待岗、辞退、解聘等组织处理。应该说，这种制度设计兼具人性和理性，既非不问青红皂白的“一棍子打死”，亦非无休止地“下不为例”。

    值得一提的是，该州“召回”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有必要及时进行修正。例如有人就反映某部门一共才三四个人，根据规定，必须确定1人“召回”。“召回”工作人员，就没人干活，最后领导自己定自己被“召回”。很明显，一旦出现搞摊派现象，“召回”制度则可能成为打击干部积极性的双刃剑。因此，必须明确，对一个干部进行“召回”，原因并非来自组织结构、制度程序等因素，而完全来自于干部自身。

    总之，“召回”制度是对选人用人制度的一种创新，是治理“为官不为”的有益尝试，当地在积极探索这一制度的过程中还应不断完善相关细节，使之更加科学化、规范化，进而成为有效治病树、拔烂树的快斧利剑。

    ■邓子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