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上午，最高检公布《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下称规定），检察机关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除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外，其他案件依法不需要经许可会见。会见时，检察机关不得派员在场，不得通过任何方式监听律师会见的谈话内容。“规定”对检察机关依法保障律师六项权利作出明确规定。

    “规定”的一些内容其实并不新鲜。例如在《刑事诉讼法》的第三十七条与《律师法》的第三十三条都有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但是，在某些地方的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会见时不仅被监听，甚至被警告，乃至正常的会见被非法监听后成为构陷律师的呈堂证供！最著名的莫过于薄熙来治下的重庆“黑打”时期，“眨眼睛”也成为律师入罪的证据之一——试想如能不被监听，何须眨眼；而倘若眨眼都被监察入微，又怎能安心会见，会见又有何意义？想当初还在争辩有无通过“眨眼睛”传递诱导信息，其实根本在于律师的会见权无法保障。若想消除当初的荒唐留给今天的余悸，必须通过制度的进一步明确与完善，在这一意义上，“规定”的公布就凸显出了其非常的意义。

    即便不是非常时期非常背景下，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三难”问题，也时常为律师们所抱怨。“三难”不仅加大了律师们的查案取证难度，也放大了律师的职业风险，更无法保障被辩护人的合法权益。消除“三难”障碍，本质上是保证司法过程中的程序公正。对律师六项权利的保障，既是还原法律赋予的律师应有权利，也是律师尽责履职的必须。在未经最终司法审判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须做无罪推定，他们仍是权利完整的公民，依法享有辩护权。因此，保障律师的权利，表面上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实际上也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也因此，律师权利受损，被破坏，会令社会公众感觉到普遍的不安全；反之，律师权利得以维护，公众才会有安全感，才会相信法律不会冤枉好人。

    然而，由于律师是代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方，公、检、法的某些人员也因之会对律师产生戒备心理，甚至将律师视为对立面。站在法治的高度，这样的认识明显不对。以法治为价值旨归，律师与公、检、法具有维护司法公正的共同使命。只有在保障各方合法权利，保障程序正义的前提下，经过激烈不失严谨的控辩，最后的司法裁判方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保障律师合法权利，是对法治的维护，也是对司法权威的维护。设若在呼格吉勒图等冤案的侦办、公诉、审判过程中，律师的权利能得以保障，律师能恪尽职守，律师的意见能得以尊重，那冤案发生的概率一定会大大降低甚或避免，而不至于酿成大错，骑虎难下。

    “ 规定”保障了“三难”问题今后将在检察机关得以规范解决，但“三难”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检察机关，还须其他司法部门见贤思齐、紧密配合。而在执业环境大为保障之后，律师们亦当尽职尽责，守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法治社会做出更多努力。

    ■本报评论员 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