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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5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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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死人”因为其惨烈程度属最高级别,故而成为讨薪成功的不二法宝。
为何“死了人事情就好办了”?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云南昭通巧家县通乡油路工程长期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处理,农民工12月10日去县委反映情况。“副县长唐国彪竟笑称,‘随便你们上访,死了人事情就好办了’。”农民工李发林一气之下在县委大院内“当着副县长的面拿出毒药敌敌畏一饮而尽”。(12月14日《春城晚报》)

    这则新闻中,权力的任性与傲慢就不用多提了,大家用一只眼都能看得出来,只是其中颇为玩味的是当地副县长唐国彪笑着说出的那句话:“死了人事情就好办了。”当然,对这句话我们可以进行多重解读,比如说,你可以认为他是在威胁——要死就死,别啰嗦;你也可以认为他是在支招(尽管这招恶毒又残忍)——我也没办法,兴许死了人工资就能很快发给你们了;你还可以认为这是农民工讨薪的必由之路——有命没钱,没命才有钱。

    唐国彪当然很混蛋,作为一名父母官,且兼任该项目的指挥长,不仅没能处理好农民工的工资发放问题,还在年终岁末人家指望靠着这点收入过个好年的时候,笑着撺掇着人去寻死,把农民工活生生整成旧社会的杨白劳。但把他单独拎出来批倒批臭似乎又并不是那么公道,政治伦理缺失下的冷漠狂妄离不开个体的愚蠢颟顸,但也绝不是哪一个人造成的。换句话说,如果唐国彪手中有余钱却不给农民工结算工资,那么就是他个人的问题与责任,可如果他这个工程财政拨款不足,或是其他原因导致他手里本身就没钱,就只能说他也是被当地政府所累且还需要扛责任的官员,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他说的那句“死了人事情就好办了”,兴许这其中他也有无奈。

    农民工毫无疑问是劳资市场中最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弱势固然建立在自己没有文化没有法律意识的基础上,但更建立在谁都可以耍弄他们威胁他们拒绝他们的合理诉求的社会基础上。有人作“先知”状:“他们傻呀!为什么不寻求法律的帮助,现在不是有‘恶意欠薪罪’了么?”到底谁傻呀?且不说通过诉讼渠道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周期太长,且即便打赢了官司,也可能面临着执行难等问题。前几天媒体报道的“42名农民工的讨薪‘马拉松’”事件,记者就了解并目睹了“信访部门只是一再强调事情解决不了,甚至连程序性的登记也懒得做。在劳动监察部门,虽然农民工可以投诉,可是得到的答复依然是遥遥无期的等待”等农民工讨薪的实际困难。如果制度和法律有用,这42名农民工又何必苦苦讨薪两年有余?

    跳楼、服毒、投水……农民工讨薪无异于一场自杀方式大比拼,在此起彼伏的讨薪事件中,“死人”因为其惨烈程度属最高级别,故而成为讨薪成功的不二法宝。当法律、制度在现实面前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似乎就只能以其他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诉求,而“死了人事情就好办了”虽说为农民工讨薪指出了一条必胜的道路,但按照我国上亿农民工的数量来算,被欠薪的至少得以万为单位吧?那得死多少人呀?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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