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7日的2014年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高峰论坛上，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教授陈兴良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受礼金罪”。这一罪名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可以认定为此罪。收受礼金罪并不是受贿罪，量刑比受贿罪轻，“这个罪名的设置就将感情投资的问题解决了”，陈兴良说。

    在反腐进入高峰的大环境下，将“收受礼金罪”入刑无疑是希望补足“受贿罪”中的短板，例如现行的“受贿罪”其构成要件除了“索贿”，还必须满足“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否则官员便可逃脱刑法制裁，也正因如此，“礼尚往来”成了贪腐官员案发后洗脱罪名的极佳借口。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收受礼金罪并不是受贿罪，量刑比受贿罪轻。这一点让公众疑虑顿起，会不会“收受礼金罪”最后沦为跟“嫖宿幼女罪”一样的性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又打开一扇窗？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在被查处的贪腐官员案件中，受贿金额都不是小数目，而“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这一犯罪要件在很多时候并未能彻查得清，所以出现不少“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的现象，在贪污受贿“废死”未行的前提下，面对十数年甚至是死刑的判决可能，不排除贪污官员乘“收受礼金罪”之东风将受贿金额悉数归为收受礼金范围。

    其实就“受贿”与“收受礼金”这两个概念而言，对于公职人员 “廉洁性”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是一致的，只要利用职务收受了他人给予的钱物，那么便与公职人员所应遵守的职务本分相悖，这也是一些国家并不将“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作为受贿构成要件的原因。由是观之，“收受礼金”入刑，似乎有落入立法陷阱之嫌。也就是说，在没有很好地解决以“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受贿罪要件欠恰当的法理逻辑的基础上，却急着设立新的罪名，反腐意志之坚决可以理解，但未必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同时，公职人员有着职务身份与普通社会成员的双重身份，与常人一样也会存在不可避免的人情往来，“收受礼金罪”是否会将这些正常的人情关系纳入其中尚不得而知，但这也是一个需要厘清的界限，否则一刀切的做法虽满足了严刑峻法之需求，却也违背了法律中所应包含的情理。2012年4月25日，最高法下发“指导案例3号”明确指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未谋取利益而受贿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其实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现行受贿罪的不足进行了完善，依此路径前进，或更有良效。

    与其在反腐的立法陷阱中无法前后衔接，不如合理化现有的受贿罪，如规定公务员只要是利用职务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就构成受贿罪，如果还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实施了不正当行为，或者不实施适当行为，则构成加重受贿罪，要适用比普通受贿罪更重的法定刑。量刑梯度的合理设置比起设立“收受礼金罪”应更能降低立法成本，也更接近法治内涵。

    ■ 本报评论员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