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如果有人问王艳，如何看待“临时夫妻”。她会说，“想都没有想过”，因为 “性是耻于开口的一个词”。

    如今，当记者把同样的问题抛给现年38岁的她，这位从2004年便离开家乡贵州到广东打工的女人，会淡然地答道：“到广东快十年，什么没有见过，什么没有听过？”她说，自己姐妹们私下里都说“临时夫妻”那是“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处于黑暗状态但却可以理解”。

    王艳本身就是“临时夫妻”中的一员。除“留守”在家的丈夫，外出打工的她还有另外一个男人。他是她的工友。

    “住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双方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彼此还可以相互照顾，一个人在外面呆久了，总想找个人说说话聊聊天，尤其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者有个头疼脑热的，总觉得很凄凉。而且两人在一起，还能节省开支。”王艳说，省下的钱，可以更多、更好地贴补贵州那个家。“毕竟我们各自都还有一个真正的家庭，还有父母孩子。”王艳心里，早对自己的两个“家”，有了“真正”与“临时”之分。

    如果伴侣能在身边，也许没有人愿意去做“临时夫妻”，“临时”二字，是挣扎，亦是无奈。

    早在2008年，女作家吴治平在《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一书中便写道，“‘临时夫妻’最大特点是不PK掉自己的配偶，而是以保全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不拆散原有家庭为道德底线。”

    “难道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又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在学者梁鸿看来，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忽略了人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