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10日举行“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为主题的记者会，邀请6位全国人大代表答记者问。安徽代表团的刘丽代表直言，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情况。她建议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类的两个基本欲求，一个是饮食，另一个是男女关系。物欲与性欲对个体而言，既是对生活质量的本能追求，也是决定生存品质的两大要素。在基本欲望面前，个体不因地位悬殊、收入多寡而有任何需求差别，这也就不难理解经受长期分居之苦的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的现象。

    “什么苦都能受，唯有相思受不了。”这是农民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孤身农民工在都市里忍受着性压抑带来的煎熬，同时他们在家乡的妻子也忍受着相同的痛苦。在正常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前提下，往往导致他们追求畸形的性交流方式。例如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农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而农民工夫妻因长期分居导致的不少婚外情惨剧，也进一步体现出这一群体的性欲需求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目前不少农村家庭的分工是，男人出外打工，女人留守家中。因时间、金钱成本的计算，外出务工者一年到头只能回家一两次，这也就决定了在性欲方面要么自行压抑，要么另求它法。“组建临时夫妻”是这一群体的性生活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下的必然结果，出于性饥渴下的补偿心理，独自在外的男女务工人员进行欲望拼凑，满足了自身，却酿下了夫妻离异、家庭破裂的苦果。

    在农民工数量以亿计的中国，对他们的性生活却长期缺乏研究与调查，更别说采取有效措施去解决这个实际问题，不能不说我们的社会在这方面离“人性化”相去甚远。其实无论是从权益角度出发，还是从稳定角度而言，关注并解决农民工的性需求，都是维持社会良性运转的必须条件。

    拿权益来说，为经济动因，农民工来到城市，却无法携妻带子进城。但作为个体，他们有着最正常的性需求，帮助他们以正常的方式去获得情感满足，也是社会对个体最基本的人文关怀。而从稳定来看，长期遭受性压抑的农民工，不排除滋生犯罪心理的可能，性犯罪案件中，外来务工人员的犯案率所占比重不小，这从侧面证明了性需求得不到满足下，这个群体潜藏的危险性。

    在以“和谐发展”为主题的社会中，外来务工人员的性生活不再是个体的事情，而是社会的公共问题。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仍然绕不开城市中公共服务体系对他们的完全开放，如社保、就业、教育以及人口流动模式的改变，甚至务工人员所在地政府和企业可以建一些简易住房低价出租给他们，让他们居有其所，自然也就易得其乐。

    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性需求，无疑是另一种“刚性需求”。2010年广东的两会上，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曾公开呼吁政府关注农民工的性问题，当时因这一建议过于“石破天惊”而被否。但关不关注，问题都在那里，终究要面对。在这个春天里，有代表又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农民工的“性福”，到底在哪里？■本报评论员  张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