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获悉，在红十字会日前成立的社会监督委员会中，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担任社监委主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担任副主任，王振耀、白岩松等15名各界知名人士担任委员。

    继10月份中国红十字会发出消息说将向社会公开选拔包括“组织宣传部部长”在内的多名高管以推进综合改革之后，此次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并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加入到其中，或可解读为红十字会将自身改革全面推进的一个举措。但这种举措仍然引来外界“换汤不换药”的质疑，质疑的原因除了民众长期对红十字会的不信任感无法消除之外，还有对红十字会难以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判断。

    对于一个无法与行政脱钩的公益组织，体制改革之难是可以想见的。盘点红十字会被曝光的一系列问题，不难发现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机构运作模式的“行政化”、“官僚化”。在这种模式下，其真正的公益与服务功能被大大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官僚系统中最为常见的寻租牟利、权责模糊。从2011年广为人知的“郭美美事件”到数百万慈善资金去向的审查不明，都体现出非盈利性公益机构被个人意志绑架后，机制漏洞层出的管理困境。

    于红十字会自身而言，肯定看到了这些弊端所带来的发展阻碍，因此在去年年末，红十字会副会长赵白鸽便向外界宣布红十字会体制机制改革方案已形成，并将用两年时间初步实现省级以上红十字会信息公开的制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在今年，红十字会也确实动作了起来，将体制改革列为最主要的工作，以实现公信力的回归。但就在我们对红十字会的全方位改革拭目以待时，却又被泼了一瓢冷水，今年10月底，公众获知，红十字会的“去行政化”未被列入改革方案。

    最为核心的问题，却成为了最难破除的障碍，不由得让人对这次改革大失所望。

    公众看来，依然围绕着“行政化”模式而进行的机构运作，无论在其外缘进行如何的修饰和改善，都不可能完成真正的更新和变化。不管是公开选拔高层人员，还是广邀知名人士进行工作监督，这些意图凭借个体力量去弥补“行政化”所带来的体制缺陷的行为，都只是一种徒劳。或许这些监督人员在专业性上有一定保证，但在全面性与广泛性上未必能奏效。换句话说，在“行政化”操控下的公益机构管理，若无法真正实现与社会团体功能要求的契合，名气再响亮的监督人员也无法保证其运作过程的科学性、程序性与合理性，就像不少单位向社会聘请行风评议人员一样，最终这种评议仍然成为了工作秀，走过场。

    在民间慈善机构发展缓慢，国内慈善立法仍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国红十字会这样的公益性组织所肩负的使命是巨大的，这也对其提出了很高的责任要求，能否担起这份责任，与红十字会自身的努力关联甚大。既然在一起又一起的负面事件后发现了自身的不足，且制定了改革方案与措施，那么便不能“行百里者半九十”，导致最终可能功亏一篑于不忍放弃、不愿放弃的“行政化”利益。■本报评论员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