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过年的前夕。地球还处在暖化之前，室内都在零度以下，室外的气温就不敢去记忆。尽管如此，哥哥仍每天带着我走半个多小时的路去上学。

走路倒不怕，遭罪的是那双黑色的旧套鞋。因为没有鞋垫，母亲就在鞋里铺了些稻草。因为没有袜子，父亲就找来两块破布把我的脚包起来塞进鞋里。又因为那套鞋本来就很旧，加上还太小，一塞就破了。父亲那天只好借了公家的脚踏车，皱着眉头把我送到了学校（当然只是那一天，以后，就都是自己的脚拖着那双鞋去上学的）。

要过年了，我的大脚趾从鞋里钻出来向妈妈鞠了一躬。妈妈看都没好好看，就：“知道了，等年三十再说。”

年三十终于等到了。清早，妈妈拿了双红色的套鞋给我。我惊喜地扑了过去，接过来一看，不像新鞋。再仔细一看，原来就是我那双破鞋，只是用自行车的旧内胎包了一层，给黑色的鞋子披了件红外衣。 我仍兴冲冲地立即穿在脚上，迫不及待地往外跑。外面的路上都结了冰。找到一片薄冰的地方，我用脚跟砸开冰层，很勇敢地将右脚踩了下去，“这回我可不怕你啦。” 正得意，一如既往，水还是毫不客气地浸了进来。真懊愤。

我瘸着一只脚往回跑。母亲拎起我还没解冻而不知道痛的耳朵：“好东西你不在得（不配）穿，以后就打赤脚算了。”说完叫我把鞋脱掉，掏出里面的稻草，烘在煤火炉不远不近的地方。

我除了用左脚打摆摆（用一只脚跳着行动）以外，就只能坐在被子里，看着家里其他的人过年。

吃过年夜饭，父亲接到省委某领导的电话，叫他去湘江宾馆。湘江宾馆是解放后长沙第一座有电梯的大楼。父亲立刻带着哥哥出了门。而我，眼巴巴看着我煤炉前的那双套鞋，心想：“有什么了不起，等我长大了，就住到一个有电梯的大楼里去，天天坐电梯，都不让你们来看我。”

等他们回来，已经很晚了，我虽一直等着，但此刻却突然装睡，其用意是“我才不在乎坐电梯”。大家当然知道我是在装睡。父亲打开一包什么东西，说：“是首长给的。”

母亲的声音颇激动：“灯芯糕，好久没有吃了。”

于是，父母加哥哥津津有味地吃起灯芯糕来。我听到母亲几次轻轻提到“死猛子”（我的绰号），可父亲故意大声说：“他睡了，别吵醒他。他要是想吃，自己会爬起来的。”我心里直想吃，但就是拉不下面子，一直忍受着口水的考验。

第二天，我趁家人都外出拜年，叫了个小朋友，把父亲上了锁的小皮箱撬开，两个人几口就把剩余的灯芯糕都消灭了。

■九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