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阳县七里桥镇中学 蒋春琴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唐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人称柳河东，是唐时期著名的法家，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改革家。自幼聪明早慧，才华横溢，早有盛名。26岁，考取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年轻时仕途平步青云，贞元21年（八月改为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李诵继位，柳宗元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成为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八司马”事件标志着永贞革新的失败。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剌史，时为永贞元年九月（公元805年），十月，他刚走到半路，又加贬为永州司马。公元805年底，天寒地冻，风雪交加，柳宗元来到了永州。从此以后的十年，他羁于永州，开始了艰难困苦的人生历程。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使他感慨万端，“凤波一跃逝万里，壮心互解空缧囚”的悲凉，同自然景物一样凄苦。柳宗元心中的忧郁即生命的荒废感油然而生。

一、众病缠身，耗神志

柳宗元被罪致贬，老母病殁，打击巨大，心情忧郁，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初到永州才33岁，还是一个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充满朝气的青年，呆了不过三、四年，到36-37岁的时候，就已经“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重，内消肌骨”，身体已是相当衰弱了。他的精神也很不好，“每闻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连读书作文都感到困难。

为了治病，生活逼得这位大文学家又不得不自己研究起医药来。他除了自己上集市买药还上山采药，在庭院中种植了许多草药。他向田夫野老请教，搜集民间草药验方，并“晨起自采曝，杵臼通喧”，自己泡制，自己服用。在痞病严重的一两年间，他不饮酒，少看书，多出游，自我调节疗理。为了治病，他还请长安的朋友给他捎一些药物，以补血气，强筋骨。他移居愚溪，终日与山水为伴，得以行歌垂钓，求得自我宽解。他与田夫野老交往，共苦笋，馈酸楂，邀酒持茶，以适应永州人的生活习惯。尽管这样，抵不过耗损过甚，无常病多，“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还是未老先衰了。

二、“愚论”见心志

常人皆崇“智”，柳宗元独爱“愚”。贬永州五年之后，柳宗元在潇水西岸的冉溪赏得了一块“宝地”，于是便举家从城内迁出，在此定居下来。不知是什么引发了他的奇想，他居然用“愚”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先是改冉溪为愚溪，然后再名屋旁的小丘为愚丘，丘下的泉水为愚泉，引泉而来的小沟为愚沟，截泉水而成的池塘为愚池，他的东西建愚堂、南面立愚亭，池中一小岛为愚岛。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皆为愚，于是就有“八愚”，并刻“八愚诗”于石上，以宣“愚意”。

柳宗元对“愚”确实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他爱“愚”，痴“愚”，笃定于“愚”。

在柳宗元的著作中，“愚”可算是内涵最丰富的一个词，最基本的涵义则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愚性”，即性于谐俗，众醉我醒的高洁品格；其二是“愚论”，即注重实用，不同时俗的理论观点。其三是“愚求”，即执着理想，不避艰危的求索精神。这三者，又以“愚求”为核心，因为“愚论”是求索的结果，而一旦有了理论作武器，就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性格的表现自然也不同时俗。由此可见“愚”既是柳宗元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人生价值的集中体现，失去了“愚”，也就失去了柳宗元。

柳宗元自年青时代起，就树立了“定安元元为务”，他的这种勤勤勉勉“虽死不憾”的“素意”，也正是他的“愚陋”处。除他自己总不忘“利安元元”外，一有机会，他还要以此来劝勉朋友。如周君巢曾写信劝柳宗元练丹服药，以延年益寿。柳宗元回信说，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使“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至于寿命长短，倒是无关紧要的。信的最后说：“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陈矣”。柳宗元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即使仕途不畅，也决不忘记人民的忧患，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圣人之道就可以大行于天下了。

柳宗元的“愚”在他的诗之中表现尤为突出。如柳宗元《江雪》是尽人皆知的，诗中那位寒江独钓的渔翁，是柳宗元自身的写照，即写照出他的清高孤傲。这不但揭示了柳宗元的“愚性”，而且揭示了他的“愚求”，或许这位渔翁倒真是探出一条新的钓鱼之路。无论是画诗中的诗情，亦诗情中的画意，诗人勾勒的是理想化的高自期许，不随流俗的高洁人格。读者从渔翁所处的空茫寒冷的背景后面，又不能不感受到诗人孤独寂寞的精神面貌和灵魂深处更大的忧愤！其中透出了柳宗元对自己生命荒废的浓郁感叹声。

三、“佛”、“法”觅解脱

苏轼《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云：“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青年时代的柳宗元追求的目标是读书求任为国效力。步入官场以后，他“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被贬十年的经历，他致力于“究佛法”，元和三年，他复操为文之业，精力开始转移。元和四年，他写信向故旧大臣求援量移，希望破灭后，致力于哲学、历史和文学创作，直到元和十年初离永。从他住所的变迁来看，元和五年“居龙兴寺西序之下”，与住在龙兴寺净土院的重巽和尚为邻。他经常到重巽和尚的净土院去读禅经，以求精神上的解脱。在佛法中力图去摆脱生命的荒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