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运作”新变种

中国政府明文禁止传销活动12年后的今天，传销依然屡禁不止，向多样化、复杂化和“高科技化”方向“进化”，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变种——“资本运作”式传销。有执法者感慨，它发现难、取证难，乃至定罪难，以致“驱而不散、遣而不走、禁而不绝”。

业内专家建议，为彻底清除传销“毒瘤”，务必构建全国性合作执法机制，加大出租房屋监管力度，从源头斩断传销滋生和蔓延的温床。

近年传销出现了一个“新变种”——“资本运作”式传销，传统传销中作为幌子存在的产品，对它来说已非必要。比如，它要求每人缴纳69800元，申购21份没有任何产品的份额后，次月即返还提成19000元，然后发展3名下线并提成，每个下线再往下发展，以此类推。当下线累积到超过29人时可晋升为老总，每月支取高额工资，直到赚够1040万元便可出局，完成一轮所谓的“资本运作”。

这一模式打着“资本孵化”、“富人俱乐部”等旗号，声称无业绩压力、资格永不滑落、可“超载”、可回归、可继承、可转让、可移点、可出局。

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程胤说，“资本运作”式传销抓住了人们的“暴富心理”，貌似更科学、薪酬制度更合理，实则更具欺骗性，危害性更大。

有陷入其中的参与者，可做到“六亲不认”。今年以来，合肥市已接到数起报案，外省的家人无论如何也劝不回在当地从事传销的亲人。

一个来自湖南的小伙子问民警，“老子都不认儿子了，传销的魔力到底有多大啊？”

传销人员龚某某为了成功欺骗母亲加入传销组织，在一份清单详细剖析了母亲的职业、信任度、性格爱好和家庭情况，连欺骗母亲上套的谎言也编列其中。

受访的多名执法者表示，传销活动新变种的涌现，给打击工作带来了多重难题。

首先是“发现难”。当前普遍采用的“资本运作”模式，一般不限制人身自由，骨干人员上门进行洗脑，一般也不扰民。一位办案民警说，这些人和正常居民一样生活和出入，无疑增加了发现的难度。

“取证难”是困扰打击传销工作开展的另一难题。陈明奎说，即使端掉了窝点，抓获了传销人员，但对被“洗脑”后思想完全僵化的传销人员，办案人员无法与之正常交流。而且，传销多以诱骗亲友为主，案发后大多数人不愿指证亲人。

作为一种涉众型经济犯罪，传销取证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而基层警力匮乏也影响到工作开展。

虽然我国法律已明确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定罪难”始终困扰着办案人员。

陈明奎说，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才对组织者、领导者予以立案追诉。但实际操作中，这两个条件很难界定和实现。

而对一般的传销参与人员，只能是说服、教育和遣散，不能抓捕和拘留。遣散之后，发财“梦想”又会将这些人重新积聚起来，形成“驱而不散、遣而不走”的恶性循环。

如何“道高一丈”

传销的新变种以及打击传销的严峻形势，许多网友也是有目共睹，在发帖时纷纷表现出激愤之情，“为什么不能像重庆打黑一样将传销一网打尽呢”、“片警发现这些大批聚集的无业游民要严打”……

然而，在这些义愤之辞中，很难找到具体有效的打击措施建议。

针对当前打击传销工作面临的难题，受访的基层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人士均呼吁，国家有关方面应尽快建立全国性合作执法机制，以传销本罪治罪，追根溯源瓦解传销组织，同时加大出租房屋监管力度，以标本兼治打击传销，依法铲除传销滋生的土壤。

尽快建立全国性合作执法机制，是他们最急切的呼声。陈明奎建议，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以工商、公安部门为主力，多部门齐动并举，形成打击传销的全国联动机制，将打击传销活动由个别部门行动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让传销组织无法在境内生存和流动。应以传销本罪治罪，不能简单地就案件论案件，避重就轻地以非法拘禁、伤害等入罪。否则，惩治的只是低级别头目，而对整个传销组织架构没有伤及筋骨。因此，应追根溯源，揪出传销头目，唯此才能彻底瓦解传销组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辉认为，完善打击传销考核机制，可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应将打击传销列入常态行动，不给传销组织和传销活动喘息机会。基层部门应尽快使房屋出租规范化，加强监管力度，特别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让传销活动无处扎根，变查处传销组织的“事后管理”为“事前预防”。

文/姜刚 葛如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