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远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称谓已经变得眼花缭乱，我则仍坚持或称同志，或称职务。有一条底线我是必须坚持的，那就是无论对谁，我从不称老板。我从骨子里讨厌老板这个称呼，觉得如果我称对方老板，不是给予对方敬重，而恰恰相反，是往低里看了。我听到别人称老板，甚至有那么一丝丝肉麻的感觉。

　　我曾身为办公一族，往往要打很多电话与人联系沟通。有时第一个接电话的，不一定是我要找的人。这时，我会习惯地说：您好！请某某同志接电话。很多次，我明显地听得见对方不屑的笑声，继而提起嗓门呼唤：某某同志，有同志电话找你！又隐约听见：都什么年代了，这个人还称你同志？真的不懂味。接电话的朋友说：他这人是这样，一旦习惯，就改不了了。

　　我的朋友没说错，我的确是习惯了。我17岁参加工作，对培养我的人，与我父亲年纪不相上下的长辈，我尊称他们老师。而单位一把手刘金泉，一脸络腮胡，我感觉他比我父亲年纪大，加之平日里他无论对谁都是一脸笑容，在我面前不仅没有一点官架子，还对我格外亲切。于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就人前人后地称呼他“刘伯”。第一次听到这称呼,他先是愣了一下，很快就乐呵呵地答应了。第二次他听到这称呼，沉吟了一下，也答应了。第三次他听到这称呼，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没有应允。

　　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散会时我对他打招呼：“刘伯，走吧。”在回县文化站的路上，他不像前面与我同行时那样有说有笑，似乎在思考什么。回到单位，他对我说：“小杨，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随他走进办公室，其实也是宿舍，一室两用，前面半间办公，后面半间住宿，一桌一椅，一床一柜，那时候的机关干部大都是这样标配。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小杨，从今以后，你再不要称我刘伯了。”我问：“为什么？这错了吗？”他说：“错倒没有错。因为我们是工作单位，你我之间是革命同事关系，所以你就不能称我刘伯。你明白了吗？”我点头。

　　我再次称呼他，不是“刘伯”，而是响亮地叫他“刘站长”。令我意外的是，他瞪了我一眼。我发现他那双眼睛大而亮，深而邃，从未有过的威严。他又拍了拍我的肩，对我说：“你来一下!”

　　他领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兼卧室，依然是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上次不是跟你讲了吗？你怎么还不改咧？”我回答：“我改正了呀。我没有称呼你刘伯。”他问：“你称呼我什么？”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称呼你刘站长呀！”他拍了一下床沿，说：“你我是平等的同事关系。你应该称呼我同志！这才是革命队伍中最正确、最亲切的称呼。”我问：“那我对你正确的称呼是金泉同志？”他说：“对呀！”我说：“论年龄、资历、辈分，我都喊不出口。”他说：“你这个伢子呀，我跟你讲来讲去，你还是没搞明白，在革命队伍里，同志是最亲切、最礼貌的称呼。只有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之间，才能相互称同志。因为同志是平等的关系，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我点头，记住了他的话。此后，我就一直称呼他“金泉同志”。

　　从此，金泉同志在工作上全力支持我。到了1983年，县文联得以恢复。组织上安排我到县文联工作，我提议创办《沧浪》文学期刊，特意上门请金泉同志为其中的一部中篇小说和两个短篇小说题图插画。他爽快地接过了我递上的文稿，问我具体交稿时间。我讲了最后的期限，他说：“你提前五天，准时来取。”

　　此后，我就为编辑《沧浪》创刊号忙乎去了，心里只惦记着他给出的取画时间。令我惊讶和感动的是，不到约定的时间，他提前两天，亲自送到了我家里。从县城东南端的文化馆，到县城西北端的县供销社，步行单程起码二十五分钟以上，他身为长者、领导，能如此礼遇待我，只要是稍懂感情的人，都会被感动得无地自容。

　　后来我离开汉寿，调省城工作时，没有向他道别，现在想来还心存内疚。

　　不知过了多久的一天，我发现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定睛一看，那就是金泉同志。我赶忙穿过马路，从西向东追上去，追了约百米。我张开双手，拦在他面前，向他打招呼：“金泉同志，您好啊！”

　　他认出了我，乐呵呵地大笑，花白的络腮胡连连跃动。一声“同志”，多年的内疚或已荡然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