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午10点左右，我父亲终于躺到自己的床上了。

    他把我一个人留下来，反复对我说：“我不想受苦，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答应我不让我吃苦好不好？”

    这做起来比表面看起来艰难多了。例如，仅仅尿尿就是一个问题。一个星期以前，瘫痪进一步加重，表现之一就是他尿不出来。他痛得呻吟起来，说：“看来你得给我导尿了。”在导尿过程中，他一直紧闭着双眼。谁会想到自己会有这一天呢？

    他最艰巨的困难仍然是搏击肿瘤带来的疼痛——不是因为疼痛难以控制，而是因为就给予它多大的控制方面，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第三天，他又很长时间叫不醒。问题变成了是否继续给他平常剂量的液态吗啡。液态吗啡可以放在他的舌下，通过黏膜吸收进血流中。我和我妹妹认为应该这么做，我们怕他被痛醒。而我母亲不同意，她担心发生相反的情况。

    “也许如果有一点儿痛，他就会醒来呢，”她含着眼泪说，“他还能做这么多事。”

    然而，我记得我对他的承诺，并按计划每两小时给他一次吗啡。我母亲虽然很焦虑，但还是同意了。有好多个小时，他就那么静静地一动不动躺在那儿，发出咕噜咕噜的呼吸声。他会突然深吸一口气，听起来像是会突然断掉的鼾声，一秒钟后紧接着一声长长的吐气声。

    我们都习惯了。他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平和、宁静。我们好几个小时坐在他的床边，此时此刻，能陪在父母身边，是最让我觉得安慰的事情。

    在他临走的倒数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出了一身大汗。我们用一块湿布给他擦洗身体，给他换上了一件新衬衣。

    “你痛吗？”

    “不痛。”他示意我们他想起身。我们把他抱到轮椅上，推他到面向后院的窗前。后院里有花、有树，在这个美丽的夏日，院子里洒满了阳光。看得出来，他的神志渐渐清醒起来。

    后来，我们把他推到餐桌边。他吃了一些芒果、番木瓜，喝了点儿酸奶，还吃了药。他一言不发，呼吸正常，沉思默想。

    我问他：“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怎样不延长死亡的过程。食——食物延长了这个过程。”

    “我们很高兴照顾你，拉姆，”她说，“我们爱你。”

    他摇摇头。我问他：“如果可以的话，你是不是更喜欢睡过去？”

    “是的。”

    “你不想像这样醒着，感觉到我们，跟我们在一起吗？”我母亲问道。

    有一会儿，他没有说话。我们等待着。

    “我不想经历这个。”他说。

    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体验到的痛苦并不完全是身体上的——药的镇痛效果很好。有时候他“浮出水面”，在意识最清楚的时候，听见我们的声音， 他会露出微笑。然后他“完全上岸”了，意识到事情还没有结束。他意识到，他本来希望已经全部消失的痛苦、焦虑仍然还在：身体的问题还在，但是，对他来说更困难的是心智的问题——糊涂、对未尽事业的担忧、对母亲的担忧、对自己会留下怎样的记忆的担忧。他只有睡着的时候才是平静的， 醒着的时候他无法平静。既然生命在逼近极限，那么，他希望他的故事的最后几行是安宁。

    然后他又陷入了昏迷，他的呼吸每次停顿二三十秒。每次我确信已经结束了，结果发现他又呼吸起来。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最后，下午6点10分左右，我注意到他呼吸停顿的时间比过去长。

    我说：“我想他已经停止了。”

    我们来到他身边。母亲握着他的手，我们全都默默地听着。

    呼吸声再未响起。

    作者：阿图·葛文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