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吐温的著名短篇小说《一张百万英镑钞票》中，故事主人公亨利·亚当斯仅凭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英镑钞票，非但没有饿死街头，反而畅通无阻地在世界第一大都会里花天酒地地生活了一个月。那些挡在他面前的各色势利鬼，只要一见到那张附有魔力的通行证，马上低眉下气、满面堆笑地围着亨利团团转起来。亨利的名位一路攀升。

    我们不无诧异地发现那些整天围着亨利转的势利鬼们，居然也没有一个见财起意，计划着干脆干掉这位人生地不熟的外来傻小子，把那张无所不能的钞票据为己有。一个拜金气十足的社会里，能将尊重财产权当作常识，看来一定有着某种比黄金还令人崇拜和敬畏的东西，这东西甚至深扎于势利鬼们的心中。否则，难说人们不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对待手握百万英镑钞票的亨利。就在马克·吐温生活的时代，世界上不少地方大行其道的正是这“另一种方式”。

    比如当年孙中山先生在村塾读书时，就亲眼目睹了一伙海盗光天化日下冲进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华侨家中，把屋里所有财产洗劫一空。事后，被抢的华侨绝望地哭诉道：“如果我留在洋人的地方，那里还有政府和法律的保护，何至如此？回到自己的家园，反倒没有保护了……”。不仅如此，官府明火执仗的剥夺，也比比皆是。

    百万英镑钞票呼风唤雨的魔力是一回事，百万英镑钞票的所属权又是另一回事，前者令人充满爱欲，后者却让人望而却步。围在亨利周围的那帮势利鬼甚至比亨利还理解这种区别所在，即便是公爵大人，除了对亨利表示尊重外，也没谋划着要串通银行行长、议员政要，一起“因欲图之”。

    财产权的威严之所以如此强大，根本之处就在于人们对于财产与个人尊严的关系有着深刻理解。德国法学家耶林明确指出：所有权无非是扩展到物之上的我的人格的外缘而已。

    如果一个人的财产——钱财、房屋、土地——随时可能遭受劫夺、拆毁、霸占的威胁，而国家权力不但不能为其提供庇护，反而有时也是构成这种威胁的因素之一，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被剥夺了人格外缘的人，就像是被剥了皮的树，恐怕是再也不能茁壮成长了。所谓拜金之上的敬畏，不过是人们对于自己完整人格尊严至为严肃的热爱与珍惜。

    （摘自《书屋》2012年第10期 曹瑞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