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与会专家推荐看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引起了人们对这本书的极大关注。托克维尔在这本书中不是单纯叙述史实，而是探究法国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个人继续发财致富。

    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四、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

    在这类社会中，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拼命向上爬，拼命地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成为最普遍的感情。专制制度从本质上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

    五、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的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贵族（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其实是“中间势力”的代名词）作为一个连接上层统治者与下层被统治者的中间势力，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从此，再没有任何新的中间组织或阶层能够兴起。

    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的选择，只有远离政治生活或者走向革命。

    六、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不适当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

    很多人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但托克维尔认为，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导”：

    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于是，大革命时期，革命者对被革命者私有财产的掠夺，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七、寻求“平等”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由”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但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没有敌过“平等”。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但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

    在该书的《前言》里，托克维尔说：在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寻求“平等”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或许正是托克维尔从法国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黄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