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中山大学后勤部门给陈寅恪贴的大字报上写着：这瞎老头什么也不用干，住最好的，吃最好的，拿最高的工资，还不是劳动人民养着他？

    7月30日，陈寅恪向保健室主任梁绮诚写信：“因为我患的病是慢性病，一时不能痊愈，而一时又不能就死，积年累月政府负担太多，心中极为不安……要求治病所需药品全部自费。”

    8月6日，陈夫人向省委“文化革命工作队”负责同志写信：“陈寅恪的每日饮食，及所服药物等，也欢迎有同志来实地调查，以明真相，不胜感幸之至。”

    中山大学后勤部门率先发难不是偶然的，当时用来教训知识分子的名言是：书又不能当饭吃。后勤部门和饭靠得比较近，也就自认为是真理的近邻。

    这种逼知识分子用书做饭的恶习，现在不过表现得更隐晦而已，并非只是“文革”的印记。

    一次，采访某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一位同行一直逼问：“你们到底有多少成果转化成效益？看看四通，一年赚那么多钱。”在座的几十位博士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我想，数学系的博士在此问题前，会更加尴尬。大多数学问，无法用吃饭的角度，从攒钱的境界来理解。如果硬要这么来，学问只好死掉。

    我们曾让知识分子下乡、下海、从政，他们都不甚合格，惹下一无是处的坏名声，只是从来没想过，就让他们做个自由自在的知识分子。拿破仑在兵临城下之时，拒绝让教师和大学生参战，他说：“你们是用来下金蛋的。”知识分子，他们应该在剑桥书房里下金蛋，我们别勉强他们做些不三不四的事，更不要打扰他们。

    1942年夏天，萧乾这么介绍他在剑桥的书房：“剑大英文系的研究生，住进15世纪兴建的皇家学院。书房门楣上，已事先漆上了我的名字。书房里，家具一应俱全，宽敞舒适；壁炉两边是书架，沿着三面墙，是可以坐上十来位客人的沙发软椅。最使人兴奋的是，窗户外面隔着草坪，正与英国古建筑中赫赫有名的皇家学院遥遥相对。整整两年，我都望着大草坪上被晨曦拖长了的教堂身影，黄昏时分聆听在大风琴伴奏下唱诗班那清脆嘹亮的歌声。”

    一个社会这样娇宠它的知识分子：住在书堆里，混在师友中，不为稻粱谋，爱想什么就想什么。据说，剑桥放纵它的学生，想读书，有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和大师级的导师；不想读书，混得过关，也给你文凭。这样自由散漫，偏偏成了书香圣地。我们有的学校，“锄奸队”专捉恋爱的学生，只准一意攻读，不许心生杂念，偏偏只出混子。真是有趣的现象。

    （摘自《来去自由》 连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