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根据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上映，引起人们对灾荒与饥饿的惨痛记忆和深刻反思。本版特此选编了与饥荒有关的书籍，以飨读者。

亲历者还原1942大饥荒

    在《1942，饥饿中国》中，灾荒亲历者用记忆复原的1942大饥荒之惨烈和沉痛，以及个人和家族被这场灾荒彻底改变的命运，比小说和电影更真实。以下内容摘自本书。

    火车两边挂满了尸体

    70年前的事情，对于陕西潼关县秦东镇胶泥沟村村民宋鹏飞，依稀发生在昨天。

    1942年冬，一拨拨人流或坐车或步行，拥向古城潼关。潼关地处豫、秦、晋三省交界，陇海铁路经过此地。这拨人流多是举家而出，基本都来自河南，是一支逃荒队伍。

    孩子饥饿的哭声，空气中弥漫着尸体腐臭味儿，车站已变成人间地狱。车站周边的树已经是白花花的，树皮都被饥民刮掉吃了。包子铺经常发生灾民偷抢包子的事情。

    车站里，一个震撼的画面，让年幼的宋鹏飞充满了恐惧——由东向西驶进潼关车站的火车两侧，都披满了“人肉挂”，有的甚至被风干了，就像腊肉一般。火车行进中，经常遭到日军的飞机袭击。沿途无人处理列车上的尸体，便有了“人肉挂”。

    让人惊骇的是，挂满“人肉挂”的列车还没停下，在车站等候已久的灾民，仿佛没有看到“人肉挂”一般，都迫不及待地拥上前去，争先恐后往车上爬。

    给两馒头就嫁

    三门峡境内多山，相对于豫东、豫中平原地区，蝗灾要小很多。据三门峡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石耘了解，当年不少逃荒的农民，跑到三门峡后就不再西进了，尤其是一些年轻姑娘，都在这里找到了婆家。

    “那时不像现在要求有房有车，给两馒头就嫁。”石耘说，他老丈人的母亲，就是那时嫁过来的。但更多的灾民，却不得不西进，一路上卖儿卖女的惨事多不胜数。

    有些驻军拿出部分军粮救济灾民，政府也买粮施粥，一些富户亦熬粥施舍。当时施粥有个标准，就是将筷子插入粥中，筷子不倒方为达标。灾民领到粥后，拿回去兑点水稀释后全家人吃。

    孩子被做成“肉包子”

    93岁的李凤英，老家在河南巩县。1942年，巩县发生蝗灾，玉米、麦穗都被蝗虫吃尽。她和丈夫一起逃荒到陕县观音堂，在车站附近挖了一个窑洞住下。

    1942年的见闻，让李凤英刻骨铭心。那一年，观音堂车站里聚满了逃荒的人，因为火车很难挤上去，一些人将孩子拴在车站附近的树上，任凭孩子哭得昏天黑地，义无反顾地走了。

    “可怜那些孩子啊，都被逃荒的灾民杀掉吃了，有的还拿去做了人肉包子卖。”李凤英哭着说。

    三百万亡魂的心灵史

    《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民国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饥荒，两千万人民遭受蝗灾和旱灾的双重磨难，近千万人背井离乡，饿死三百万人。关于饥饿，有“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共同记录了一个民族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次灾难。

    故事的线索人物老东家范殿元赶着马车，马车上拉着粮食，粮食上坐着他一家人，也加入往陕西逃荒的人流。三个月后，到了潼关，车没了，马没了，车上的人也没了。这时老东家特别纠结，他带一家人出来逃荒是为了让人活，为什么到了陕西，人全没了？于是他决定不逃荒了，开始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人流中喊：“大哥，怎么往回走哇？往回走就是个死。”老东家：“没想活着，就想死得离家近些。” 他转过山坡，碰到一个同样失去亲人的小姑娘，正趴在死去的爹身上哭。老东家上去劝小姑娘：“妮儿，别哭了，身子都凉了。”小姑娘说，她并不是哭她爹死，而是她认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她都不认识了。一句话让老东家百感交集。老东家：“妮儿，叫我一声爷，咱爷俩就算认识了。”小姑娘仰起脸，喊了一声“爷”。最后，老东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漫山遍野，开满了桃花……

    与传统小说笔法不同的是，作者引用了大量当年的资料，例如“《河南民国日报》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载：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从视觉上给读者以广度，虽然无法想象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各种惨烈画面，但绝对能够体味到无处不在的饥饿之可怕。

    饥饿让人丧失理智道德，毁灭情感，尽管这两字在如今看来显得很是单薄。可怕的又不仅是饥饿，它无非是这场灾难的表象罢了。欲望、贪婪等人性的劣根以及政治场中权利的游戏才是灾难的根本。

      饥荒，不仅是经济问题

    印度著名的“贫困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指出，饥荒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不足。

    许多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有时伴随着自然灾害，但客观条件往往只起到引发、加剧大规模饥饿的作用，权利的不平等分配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饥荒发生的原因。

    阿马蒂亚·森指出，世界上成功避免饥荒发生的国家，靠的并不是提高人均收入，也不是所谓普遍富裕，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保证的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简单说，就是商品——当然包括劳动力——自由交换的权利）。

    他在书中说：经济衰退时期与经济繁荣时期都有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经济繁荣表现为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如有利于城市人口，不有利于农村劳动力），那么，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在争夺市场控制或支配权力的斗争中，一部分人会因为另一部分人的繁荣而受损。

    经济不公的背后是深刻的政治不公。可见，“权利”问题的解决，绝不是我们仅靠经济学就能完成的任务。

      饥荒与政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写道：“预防饥荒所需采取的措施非常简单，而真正的谜团在于饥荒一直在不断肆虐。”本书试图揭开的正是这个“谜团”。当今世界，饥荒这一旧日的灾难本不该继续存在．然而它却依旧每年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作者以自己20多年反饥饿斗争的人道援助经验，提出了现代饥荒现象的几种模式：”被否认的饥荒”、“人为制造的饥荒”和”对外展示的饥荒”。面对这些饥荒现象，当今的问题已不再是探讨能否养活世界，而是要弄清它是否愿意养活世界。

    “今天的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困难造成的不幸后果”，“总是人的行为原因引起的”。“剥夺食物是控制民众的一种战略，与食物实际拥有量无关。”谁控制了食物，谁就掌握了权力。 （本版内容综合《环球时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等）

    实录饥饿年代的绝境

    定西专区是甘肃省1958年到1960年饥荒的重灾区，灾难的三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署儿童福利院，接纳了几百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县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是“幼儿园”。这些大大小小的儿童福利院收容了大约五千左右的孤儿。杨显惠在本书中以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

    在孤儿院里，大孩子同样欺负小孩子。饥饿时，往往难以抵挡。于是有的大孩子就先借一个馒头给想吃的人，就要他还两个，碰到节日，还要求还节日特别发下来的油饼。这就像放高利贷一样。那个大孩子于是总是吃得饱饱的，吃不完的就拿出去卖钱。后来其他孩子忍无可忍，一起把这个“恶霸”揍了一顿。当打开那个孩子的箱子，里面存着好多攒下来的食物，有的都已经发霉了。  

    一个名叫蔓蔓的女孩，她开始是在孤儿院里的，后来被领养了出去，养母对她百般折磨。最后那个孩子被救出时，全身伤痕累累。一条腿已经被活活打断，另一条腿的脚筋也断了，只能在地上爬。那个养母，被判了17年。  

     灾荒的历史

    近代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一段政治意义上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又是一段各种自然灾害频发、覆盖面广和天灾人祸相互交叉的历史时期。期间频发的灾荒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要完整而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近代史，灾荒显然是一个不应回避的方面。本书回顾和介绍的就是发生在1840～1949年间的自然灾害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史事，这会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加深我们对国情的理解，从而也对当代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