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遏制腐败，就不能回避也不可能绕过权力体制这个根本问题。腐败与民主成反比，民主的程度越高，腐败的程度越低。因此，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民主，限制权力。

    反腐形势严峻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从总体上看，腐败现象没有因反腐败的力度加大而减少，相反愈演愈烈。

    首先，职务犯罪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薄熙来、刘志军、许宗衡等一大批高级干部身陷囹圄，表明腐败已从基层逐步渗透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层。更有甚者，腐败已经不是个别事件，在某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溃疡。

    其次，腐败蔓延的领域越来越广。在改革开放初期，腐败现象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权钱交易开始盛行，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寻租活动。令人更加痛心的是，腐败的魔爪已经伸向了权力——官位本身，卖官鬻爵的现象在某些地方已经泛滥成灾，成了某些权势者敛财的重要资源和手段。

    再次，人们深恶痛绝的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的高级酒店、休闲山庄，花样翻新的足浴、洗浴、桑拿、按摩，超越名牌的各种“极品”比比皆是，性服务持续泛滥等，不都是冲着有权者而来的吗？

    权力是腐败之源

    这些年，中央明确提出要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其实腐败的源头只有一个，就是权力。我们的党握有由宪法规定的绝对权力。在绝对权力的体制下，不可能有效地反腐败，因为：

    一，权力越位。权力就是利益，更是稀缺资源，因此人们用钱购买权力。还有一种重要的权力“越位”，就是权力直接进入市场。权钱交易不仅制造了许多贪官，而且制造了许多“暴富”，“暴富”者又制造了更大的贪官，更大的贪官再制造了更大的“暴富”，如此恶性循环，急剧地加速了两极分化。更有甚者，一些贪官竟以发展经济为名把暴富者拉入政治组织，给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其他各种名誉职务，甚至拉入党内，为他们提供政治资源。这样久而久之，在权钱交易的基础上，在我国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集团，其危害可想而知。

    二，反腐主体错位。我们党几乎成了反腐败的唯一主体，而腐败的最大受害者也是反腐败的真正主体——人民却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毛泽东说“只有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而现在的情况是面对严峻的腐败形势，“人民没有起来”。我国人民至今还未充分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权利。如果公民没有普遍的选举权，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代言人和政府，而选举权是对权力最有力的监督。

    三，监督缺位。从纵向监督来看，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监督，而缺少自下而上的监督。即使是自上而下的监督，也存在缺位的现象。例如，党中央可以对全党实施监督，但谁来监督党中央及其领导机构的成员呢？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名义上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但这个“最高”是虚位的，发挥不了监督的作用。

    从横向监督来看，党内权力过分集中。正如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在党委，党委又集中在几位书记，几位书记又集中在第一书记”的状况至今未有多大改变，而且有强化之势。“一把手说了算”成了党内监督的一大难题。另外，自下而上的监督最大的缺位是党内民主不足，党员的自主和主体地位没有确立。其最集中的表现是党员（包括领导干部）不敢讲真话。  

    限权是反腐之本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现有的政治体制，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走宪政民主之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认为必须在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发展人民民主（包括党内民主）两个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第一，要下决心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即权力越位的问题。现阶段可以做的是：

    首先，党内要适当分权。必须扩大和提高党代表大会的权力，改一次投票制为届期常任制，并设立常务委员会，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行其职权。其次，要依据宪法限制党的权力，党的活动必须真正控制在宪法范围内。党要果断地从政府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坚决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再次，要逐步实现党务工作者的兼职化，除了少数必须的专职党务工作者，一律实行兼职，也就是要大大减少专吃党的饭的人。

    第二，要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即解决反腐败主体错位和监督缺位的问题。

    首先，要使党员和公民敢讲话、讲真话。必须落实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这需要改变我国媒体的现有体制和制度，逐步地由官办改为官民共办。其次，必须加强民主党派、工商联对执政党和政府的监督。要制定相互监督法，适当扩大民主党派的自主地位和权利，要允许民主党派批评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要适当地放宽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再次，必须使党员和公民对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领导人有选择权、投票权。公民享有普选权应该成为我们民主建设的重要目标，必须逐步地向前推进。

    （摘自《财经》2012年第31期， 作者杨敏之系中国监察学会原副会长，前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