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现有的大部分教科书中，戈登在中国近代史上始终是个负面人物，因为他曾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加入英法联军，打得清朝军队丢盔卸甲，还一路攻入北京，烧了圆明园，吓得咸丰皇帝仓皇西逃。但就是这个戈登，几年后却因为镇压太平军有功，被同治皇帝授予提督，那是当时清朝部队中最高军阶。英国政府也同时晋升他为中校，并授予他爵士，视其为救世主，哪里艰苦派他去哪里，不是远征亚洲就是远征非洲，而戈登也不辱使命。

    戈登之所以在胜败两方都备受礼遇，不仅因为他军功显赫，统领过常胜军，智勇双全，经常以少胜多，还因为他具有当时典型的英国契约精神：信守承诺，重视个人声誉。

    1863年12月，戈登率领洋枪队配合淮军转战江浙，围剿那一带威胁上海外国侨民的太平军，在苏州城久攻不下后，以指天为誓保证对方性命的方式招降，使守城军内讧，兵不血刃攻占了这座太平天国重镇，为淮军立下汗马功劳。事后不久，他的上级、身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却借口诱杀了所有献城的8个太平军降将和无辜士卒几千人，将之前的招降协议弃之如敝履。

    戈登闻之大怒，认为这是无耻的背信弃义，使自己这个招降担保人声誉受损，便提着洋枪登门算账，自知理亏的李鸿章被逼得在军营中四处躲藏，不敢出来相见。盛怒之下的戈登留下最后通牒公开要求李鸿章辞职，以谢违约杀降之罪，否则自己亲率洋枪队调头进攻淮军，将打下来的苏州城池再重新交还给太平天国。

    由于戈登反应激烈，杀降这个本来是清政府军内的事件演变成外交冲突，上海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立场坚定一致声讨，还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告到了朝廷，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枪队和西方装备。李鸿章只好上书朝廷辩解，还在西方人威胁下公开声明杀降一事与己无关，才了结此事。这就是西方崇尚的契约精神。

    梁启超后来评论此事时说，杀降罪状有三：违背公理，食言，负友人。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戈登那样的例子应该很多，仁义之举一直被人推崇，奸诈行为始终遭人唾弃。《三国演义》的故事中，刘备忠厚仁义，从来就是人们赞赏和学习的对象。而严守承诺、知恩图报、大德大义的关羽甚至被后人封为神灵，供在庙里。用中国人习俗说就是仗义，用西方人的话讲就是具有骑士精神。反观曹操阴险奸诈、耍两面派、出尔反尔，一直是反面人物的代表。历史告诉我们，应该学习刘关张，而非效仿曹孟德。不过即便是曹孟德，提及刘关张时也都是充满敬意。就像李鸿章，即便被戈登弄得东躲西藏颜面尽失还要登报道歉，也打心眼里佩服戈登的人品和其身上代表的契约精神，以至于拿他和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格兰特将军相比。

    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然而，直到现在，面对一纸协议，我们中仍有不少人习惯找其中的毛病，以便不去执行；而在西方国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按照协议规定，找哪些地方没有被履行。因为契约就是契约，签字的东西是被用来执行而非践踏的。

    （摘自《学习时报》5.21 车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