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台湾学者蒋勋在旧金山机场第一次见到丁玲，“头发全白，满脸皱纹，像农村老太太，穿着布衣布鞋，茫然地站在那里。”后来蒋勋和丁玲去芝加哥最高的楼顶，一屋子貂皮女，抽烟，时髦而颓废，丁玲很平静地用肘子捅蒋勋：“当年我在上海就是这样的。”

    人是会变脸的。丁玲24岁就写性解放，甚至写“女同”，旖旎情史也不少，后来时而右倾，时而左倾，新潮过，革命过，张扬过，跟风过，老来终于想通透了，跟她的宿敌周扬一样。

    许多年里，我只知道赫鲁晓夫是一个在联大会议上用皮鞋敲桌子的莽夫，后来知道了他在斯大林死后3年便挫骨扬灰，抖露出无数血腥往事，而此前20年，他又曾是斯大林路线的鼓吹者和执行者，单是在一份文件里就圈定了8500个死刑名单。至于著名酷吏贝利亚，固然满手鲜血，但却是斯大林死后破除个人崇拜、实施平反运动的第一人，他推行的改革措施甚至比赫鲁晓夫更早更激进。在不同的时光里，老虎是可以念佛的，而念佛的可以杀人。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大抵没错。当年我听某同事聊起其大学师兄，在校时温润可人，热情和善，后来一头扎入官场，遂成跋扈小吏，变化之快令人侧目。此人曾眼光凌厉地对我说：汝可知是脖子硬还是刀硬？

    据说年少时激进的，老来必保守顽固，康有为和李敖都是例证。我年轻时顽劣散漫，人到中年却变得枯燥严谨，似乎也正在印证这一定律。将来我努力跟紧时代潮流，不让自己变得那么面目可憎。

    最近在微博上看到许知远的一句话，大意是某些曾经傲骨的文人忽然趋炎附势起来，其实一点都不惊奇。人性里边永远有A面和B面，或因时间更改，或因境遇更改，或因某一时的春风秋雨触动而更改，总不是固定的。《无间道》导演麦兆辉说，他幼时住警察大院，踢皮球时吵醒了出更的夜班警察，警察黑着脸提着菜刀走来，抢走了皮球，3分钟后又把皮球捧回来，可那球已经碎尸成两半。

    我们在这世间，脸在变，身在变，心在变。变节不需要理由。段祺瑞下野后，在天津做吃素寓公，整天眯着眼捻佛珠敲木鱼，眼看着舍利子都要长出来了，忽然孙中山邀他一起倒直，他立马丢掉佛珠重返政坛。

    （摘自《春城晚报》 刘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