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赠我一本由三联正式出版的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译本，封底标有“内部发行”，朋友说是从书店买来的。这勾起了我的一件往事。

    1974年，我在一家校办工厂当临时工。有一天，我抽空看一会儿书。工厂的潘书记一把夺过书去，厉声地责问：你这是看的什么书。那是一本“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叫《多雪的冬天》。在8个样板戏的中国，这样的翻译小说就已经算是一阵域外的清风，人们在朋友之间悄悄流传这些书，心里还是有害怕沾上“封资修”罪名的顾虑。

    潘书记正色道，这是“内部发行”的书，限县团级以上人士阅读。我争辩说，书上是有“内部发行”这几个字，虽然我不是什么县团级，也不是什么外部人士啊。潘书记勃然大怒，他把我像犯罪分子一样带进他的办公室。就这样，我被当场开除了。

    我为之受到惩罚的是不小心享受了不该享受的待遇，我犯下的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僭越之罪。以前，老百姓就算是缝制一件小马褂，要是误用了皇帝专用的黄颜色，是要杀头的。凡是官老爷能用的、能穿的，按他们的“道理”，当然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享用的。

    自从1974年我被潘书记以“内外不分”的罪名开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内部发行”的问题在中国仍然还在发生，并且衍生出“翻墙”的问题来。中国书店里的书架上，摆满了成千上万的书籍，除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如果还有别的什么书籍是“内部发行”的，想来也是凤毛麟角。既然谁都不需要用表明“内部人员”的身份证，到书店里就能买到这样的“内部发行”书籍，想来“内部发行”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政治正确”的表现形式，一个躲躲闪闪的代号，意思是“这本书有问题”。

    赖以维持“内外有别”的是一堵堵试图阻隔信息和知识自由流通的墙，一堵堵将人强行分等并加以歧视的墙，一堵堵建立在权力想象之中的，并由潘书记这样以歧视“外部人”为己任的奴才来维护、看守的墙。当没有潘书记这样的奴才来尽职的时候，这道“内外有别”之墙也就形同虚设，成为虚张声势的摆设。

    但是，还有别的墙确实还在起着阻隔的作用。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墙，它也无法起到万全的作用，因为总是有要翻墙的人，也有能够翻得过墙的人。

    （摘自《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徐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