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生在《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书中，指出了官僚主义的“幽灵规律”：“官僚主义的幽灵规律，就在于它的寄生规律。就在于人性的相生相克，互为条件，互相转化，互相渗透，互为表里的结果。”

    孙越生以秦始皇为例，形象化地剖析了个人官僚主义转化为体制官僚主义的典型实例。孙越生说：“谁如果要实行彻底的个人专制独裁的大一统统治，就都会采取秦始皇首创的这套典型官僚政治模式，不同的只是因时因势而作些损益调剂罢了。”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大一统局面，必然形成典型的官僚政治，就是最彻底的人治官僚政治。在这种政治制度下，百官只层层向上级负责，最后皆向最大的官僚头目帝王一人负责，而不向人民，不向法律，不向任何阶级、阶层负责。所以典型的官僚政治乃是和个人专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孙越生指出：这种“专制君王与典型官僚政治的匹配，就已充分表现出以首生身和以身生首的‘蚯蚓现象’了。”孙越生用“以首生身，以身生首”的蚯蚓生理现象，来概括中国二千年来专制君主和官僚政治相互依存的封建官僚体制的生灭规律。他说：“大小官僚们帮助大皇帝打天下，坐天下，树立起‘真命天子’的偶像崇拜和‘替天行道’的绝对权威之后，他们从中分一杯羹的特权地位也就有了依据，有了庇荫，有了保障。”

    孙越生还指出：“百官在对上级、对帝王百依百顺的同时，也会上行下效，狐假虎威。对下对人民胡作非为，这种规律使各级官员迅速发展成为各自权力岗位上的小皇帝、土皇帝和以权谋私者。”孙越生还引用了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的一段话：百官“把大皇帝的绝对支配权力建立起来，他们就好像围绕在鲨鱼周围的小鱼，靠着鲨鱼的分泌物而生活一样，这绝对支配权力愈神圣、愈牢固，他们托庇他，依傍他而保持的小皇帝的地位，也就愈不可侵犯和动摇了。”

    最为深刻的是，孙越生书中所提醒的对“强人政治”的警惕。

    孙越生说：“这类不受法制制约的政治强人，很难不受权威欲和剥削欲的诱惑，很难不受人治专制官僚政治诸规律的影响，很难不让自己的个人官僚主义体制化和体制官僚主义个人化，最后很难不扭曲市场化而产生大批官倒、变相复活官僚资本、官僚买办资本。”

    如果改革形成新的“权贵阶层”，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勤劳致富，而是在“权力寻租”、“资源垄断”、“企业转型”等过程中的巧取豪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不是全民的共同富裕，而是弱肉强食的两极分化。

    孙越生指出，“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化和市场化同时并举，双管齐下，才是对人治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病，进行标本兼治的良方；“如果实行‘先市场化，后民主制度化’的方针，则正中官僚主义的下怀，不仅将断送民主化，而且将断送市场化”。（摘自《博览群书》2012年第10期 陈为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