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思想”

    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有意无意地坚持惯性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坚守既定话语，完全不理会已急速变化的现实，不顾世界民主潮流激荡，死抱既往意识形态教条，对思想解放怕得要命，满口官话套话，以禁锢思想来保住其话语霸权，保护其特权。所以，改革一定会有思想领域的斗争，每前进一步，都会有思想交锋，都要为破除僵化陈旧思想意识耗费精力。

    如改革之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破除了“凡是”观念的羁绊。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又进一步突破了“姓社姓资”的纠结，从而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在思想意识上摆脱旧枷锁之后，才有了二十年的经济大发展。 

    改革需要新思维，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需要各方人士为改革出谋献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心人对于国家公共政策等方方面面，都可以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或褒扬政府，评析当政者的政治作为、执政能力，就大政方针提出正反各种意见，总结历史经验，提供药方。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尤其需要忧国忧民之士挺身而出，考虑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改革的路径。 

    垄断思想，就会开历史倒车

    对于执政者，不但不应禁锢思想，创造思想自由的氛围，鼓励思想论争，并择善而从。我国历史上曾两次出现了思想大解放——春秋战国时代和民国初年五四时期。

    变革转型时代需要思想家。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就出现了诸子百家，不少诸侯国或大贵族都出钱“养士”，招揽“门客”，以吸取智慧，谋救时良方。齐国更开办了稷下学宫，优容百家争鸣。饱学之士也周游列国，兜售智谋，寻找顾主。地处偏僻西鄙的秦国则不惜重金，向东方六国大量引进“客卿”以为己用，他们看中了法家思想，引入卫人商鞅主持了变法。

    但正是秦始皇结束了百家争鸣，不仅皇权独尊，思想上也要“定黑白于一尊”，焚书坑儒，统一思想，求学只能以吏为师，使强大的秦朝不再有思想市场。没有思想市场，社会即失去活力，人民侧目而视，不敢说话，有错无人敢谏，也就丧失了纠错机会，更谈不上择善而从。紧绷的社会唯命是从，唯唯诺诺，因而没有半点回旋余地，结果是不旋踵而亡。

    此后两千多年的王朝帝国，“历代都用秦政法”。但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入侵粉碎了专制皇权的好梦，中国再次出现剧烈的社会转型。清末民初中国再一次出现思想大解放，民办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东西文化论争，各种主义竞说，就如何建立共和、宪政民主、民族国家、中央地方关系的新布局等政治问题，各派政治团体及个人都得各陈己见，有的发布政纲，有的陈说厉害。

    众所周知，民国建立之初通过法定程序，订立了《临时约法》，初拟了民国政府架构和民主原则。但人们很少知道，当时各色人等还私拟了十余份宪法草案，公开发表，就建国建政发表不同看法。当时干这种事用不着提心吊胆，并非偷偷摸摸，而是公开发表！可以想见，连宪法都可以私拟，那还有什么不可以公开论说呢。 

    五四思想大解放的取缔者是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认定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搞“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历史表明，当权者垄断思想，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反而会开历史倒车。

    变革的时代，

    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

    任何时代都需要政治思想的引导，没有思想引导会走弯路。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善于思考的精英人物，以其思想的完整性、深刻性、创造性而成为思想家，代表着一定时期政治思维的最高水平。 

    然而，大变革时代的当今中国，虽不乏授之以科学家、艺术家称号的人，也不乏称活动家的人，而敢冠以思想家并能得到公众承认的，却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就在于缺乏一个健全的思想市场。这样的局面绝非好事，若不尽快加以改观，长期迟疑下去，将严重阻碍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思想家提供思想智慧，应该是自由人，不一定在体制内，不一定在官场上混，屈从依附于权力，而可在民间智库或大学做学问，保持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点江山，针砭时弊，以其深刻思想见解著书立说服务于社会。当政者应尊重他们，左、中、右的思想家都有存在的理由，政府对任何思想流派都无须打压，任其争辩，兼容并蓄，择善以从。以权力来裁量真理往往是最愚蠢的举动。

    中国改革开放已持续三十多年，下一步的路怎么走？不妨放开言路，让各路英豪各抒己见，让社会各界争辩一番。真理越辩越明，改革时代需要思想论争，以分辨是非，探究前进方向。言路畅通，思想家辈出，是社会进步最显著的标志。思想开放会使中国更有前途。

    （摘自《人民论坛》11月<上> 袁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