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公之于众。新刑法最大的变化，就是取消了反革命罪，改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天，距离28 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徐建（现任人大律师学院院长）于1980年写出 《“反革命”罪名科学吗？》的论文，喊出取消反革命罪的第一声，已经整整17年。

    “决心继承张志新的遗志”

    1979年春，张志新案获得彻底平反。案件被报道出来后，震惊全国，激起了极大的愤慨。大师姐（张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所遭受的这种惨无人道的迫害，让徐建义愤填膺。他的父母在“文革”中也都受过冲击，挨过斗，更让他感同身受。

    徐建组织全系同学学习关于张志新的报道，并以人大法律系全体同学的名义，起草了《致辽宁高级法院的声讨信》。这封信以《鲜血的启示》为题，发表在1979年6月16日的《北京日报》上。

    《鲜血的启示》这样写到：

    张志新烈士的血没有白流，……作为后来的校友,未来的政法战士,我决心继承烈士的遗志,做一个为捍卫人民利益不怕以身殉职的包青天。

    “反革命罪可以被当成橡皮口袋随意装人”

    张志新案轰动全国之时，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暑假过后，徐建进入了大二。

    学完刑法总则后，开始上刑法分则课。分则的第一章就是反革命罪。

    《刑法》第90 条对反革命罪的定义概括为：“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

    徐建一看到“反革命”这个字眼，立刻就想到张志新事件，这让他感到本能的反感。“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再沿用反革命罪了，如果继续下去不知道要祸害多少人。”

    他通过查资料了解到，反革命罪的来源是中共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

    在他看来，苏维埃时期共产党还没有取得政权，是革命党，反对它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罪有它的道理。但是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不再是革命党，而成为执政党，此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就只能是国家政权了。“如果继续沿用反革命罪，就是根本没有搞清楚自己已经是执政党这个重大变化。”徐建说。

    当时上课的时候经常进行课堂讨论。一次讨论的时候，徐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反革命罪应该取消。此言一出，震惊课堂，连老师都惊呆了。

    当时，给他们上课的教授是高铭暄，中国刑法学会会长、《刑法》主要撰稿人。高铭暄鼓励徐建，他的论点和论据都很有创新性，很有意义。

    这促使徐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并写出了《“反革命”罪名科学吗？》一文。文章鲜明地提出，从历史发展看，反革命罪已不适合当今形势：

    应该指出，一般意义上的反对革命与刑法意义上的“反革命”并不能简单等同，前者指的是社会政治与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反动与倒退，后者指的是刑法所规定的反对现行统治关系要加以惩罚的犯罪。在法律上继续沿用反革命罪，必然混淆二者，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十年动乱期间，反革命的棍子遍地打，“四人帮”可以将反革命罪当成橡皮口袋随意装人。

    徐建根据《刑法》中犯罪的基本概念“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触犯刑律的行为”推论：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根本标准，应该是犯罪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其犯罪思想。

    他认为，现在实行的反革命罪，是思想标准重于行为标准，这会造成许多混乱。因此，他建议：取消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有惊无险的“审查风波”

    文章写成后，徐建去投稿，北京的杂志却不敢发。这篇文章后来被四川《探索与争鸣》杂志的编辑发现，并刊登在该杂志1981年第一期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最强烈的批评，来自当时一个中央领导的批示：“我们和反革命斗争了几十年，人民大学居然有个学生要取消反革命罪，该当何罪，彻查。”

    校党委委托法律系总支书记李焕昌找徐建谈话。李焕昌是一个老革命，是“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指导员的原型，后来调到了人民大学。

    “他当时是考察我是不是有反革命动机，是不是为反革命鸣冤叫屈，听了我讲的以后，觉得还有点道理。虽然他不是学法律的，但是他也能听得懂。”徐建告诉记者。

    后来，李焕昌又去询问法学教授们，徐建的老师都站出来为他鸣不平。

    最后，李焕昌断定，徐建根正苗红，不会反党，只是对学术有不同看法。他在给学校的报告中说，徐建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就这样，这场风波不了了之。

    直到现在，徐建也不知道当时点名批自己文章的中央领导是谁。写论文时，徐建并没有想太多，只觉得自己是一片赤子之心，事后回想，他很后怕。因为他很清楚，如果被认定有罪，这就是典型的反革命罪，至少要判10年刑的。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30期 黄艾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