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对建筑的干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持续改造，然而，有一种认识及其表现却从未改变过，那就是历史悠久的对权力的崇拜以及通过建筑来表达权力的欲望。

    权力对城市或建筑的干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力的拥有者对城市建设的直接干预，比如重要建筑项目的设计方案必须等待最高行政长官的最后决策，许多官员甚至直接参与建筑设计，不少官员因为领导城市建设有功而被提拔，于是到了新的岗位继续越位直接干预城市建设；二是在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带有社会学含义的政治理念的普遍影响下，建筑设计师以及社会舆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展示权力的形式语言。建筑师的选择也许源自赢得设计合同的动机，但社会舆论的普遍认同则反映出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缺乏反思与批判的性格。

    长期关注中国城市发展的德国社会学者哈森普鲁格教授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观察、分析道：“中国的规划师不得不过多地听从政府官员的意见……显然是由于帝王统治时代的影响，中国现在还延续着这样的传统——无论广场还是公共建筑，无论是大型项目还是细节问题，都有统治者插手。对形式上的热衷总是优先于老百姓的要求，例如广场要规模宏大，建筑材料要昂贵，力求轰动效应，简单的说就是要体现出中国的现代化、国际化的一面。而普通城市居民‘小’的、日常的要求则被忽略了。”

    建筑对权力的反映

    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封建专制与集权文化的写照，城市的结构清楚地反映着封建帝王管理国家(城市)的理念。历史上，各个朝代的都城及府城，它们原则上都是在皇帝或王公贵族的亲自策划下一次性规划和建设成功的。规整的城市道路网格、封闭独立的城市单元、权力建筑的大尺度，以及对称的建筑形式……城市规划建设中这些共同的特征，反映出了帝王管理国家的理想和手段。

    规整的网格代表理性，是秩序和等级的体现；超大尺寸的建筑树立了权力拥有者的威严；水平展开的建筑物与对称的特点则一方面强化城市的秩序，同时将社会秩序的理想落实到人间。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大屋顶形式，它延续了整个中国的古代历史，一直被视作典范从未改变。这种大屋顶形式与中国古代官员的官帽有着形式上、心理上的关联，是权力的象征，因此直到今天它还被中国人以不同方式模仿并延续着。

    权力展示的新面貌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改造了旧城，建设了新城。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国城市已没有了历史的痕迹，然而，国人对于权力的敬畏之心没变。 

    如火如荼的巨型广场建设热潮引人注目。以天安门广场为样板，大小城市都完成了其中央广场的建设任务，而且都千篇一律地强调着大、空、对称，强化着其作为政府大楼的空间展示职能。可以纳入建设“光荣榜”的如上海人民广场、上海浦东新区的世纪广场、长春文化广场、大连人民广场、大连星海广场、重庆人民广场、深圳龙城广场、江阴市政广场、济南泉城广场、杭州江滨城市广场、德州市中心广场、青岛五四广场……

    中国广场的平均面积为10公顷，欧洲的仅为1.5公顷，这说明了中国人在城市建设上的挥霍。难怪中央政府多次下令要求控制政府楼台馆所的建设规模，但却屡禁不止，其中追求舒适与奢华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折射出权力拥有者的展示欲。此外，中国当代城市广场还体现了三大特征，即仪式性、仪式性与休闲性的矛盾以及功能的单一性，从中可以看出，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没有在城市建设的关键部位体现出来。

    再则，以政府办公楼为代表的公共建筑，形式上依旧注重对权力的展示。在中国，建筑形式尽管到了当代受到建造技术变革的巨大影响，我们不再建造大屋顶了，但建筑顶部的收头造型和底部的基座仍然是不能放弃的选择，因为它们是权力的象征，而建筑立面的对称处理以及横向展开的布局方式，则是强化上述特征的有效手段。中国人习惯于具象的思维，传统符号元素经常可以在建筑中出现，许多政府大楼的平面图与古典的官帽官椅常常极其相似。

    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现象折射出当今中国社会从封闭、集权走向自由、开放的艰难转型。一方面是帝王时代权力敬崇的深深印迹，另一方面是商业社会的金钱威力。这两种因素控制着城市建设的主流。显然，当代中国城市建设与现代社会应该倡导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擦肩而过。在权力敬仰与金钱动力之间，人性化的城市才是意义所在，这将是下一阶段中国城市建设中必须重新审视的课题。

    引用海默在《中国城市批判》的话来说，“中国在城市建设上到底缺少什么？是专家还是资金？是规划还是决策？什么都不缺，最缺的是强大有力的民主法制机制，最缺的是对人类和自然的尊重。” 

    （摘自《人民论坛》10月（下）蔡永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