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尽管已经极度虚弱，但仍然不得不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立即作出明确选择：向美国“一边倒”，向苏联“一边倒”，还是不偏不倚？

    这时，张治中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今后怎么办？我倒有一个意见，不知你可愿意听？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我是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但在亲苏联共的总方针下，不妨在外交策略上美苏并重，保持同等距离。我曾经向蒋委员长反复建议过，可惜他犹豫不决，不能实行，不知你以为如何？”

    但是，毛泽东并不接受：“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分成以苏美为首的两大集团，互相对立，剧烈斗争。以苏联为首的是社会主义集团，以美国为首的是资本主义集团，前者是革命的、民主的、要解放全人类的，后者是垄断的、侵略的、压迫剥削穷人的，我们只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集团，而不能倒向以美国为首的集团。”

    “我的设想是从全世界局面出发的，现在中国在远东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如果我们能够采取善意的中立，那么对苏有利，对美也有利，对中国更有利。相反，如果中国不能采取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以对付苏联，以军事观点说，美国必须调动大量的海陆空军横渡大西洋来协助中国，中国便成为美国一大负担；如果中国联合苏联来对美作战，苏联也必须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出动大量陆空军来协助中国，而且形成两面作战，在战略上说，是顶不合宜的事。所以我说，中国如能保持善意的中立，对美有利，对苏也有利。”

    毛泽东说：“必须从根本上看到，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边是社会主义，另一边是帝国主义，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准备写一篇专文，与你以及和你具有类似观点的人进行辩论，我们准备为此辩论一百年！”

    “如你刚才所说，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之后，就要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就是说要进行全国性的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建设不可能只靠自己，还得向外寻求援助。我认为，光靠苏联援助不够，还得向英美等国去争取援助才行，光靠任何一国都是不行的！”

    毛泽东还是认为不可行：“在目前，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只会侵略、压迫、剥削我们中国，谁曾见过哪个帝国主义者援助过我们？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一边的，真正的援助只能向苏联一边去争取，而绝不能把目光投向帝国主义的一边。”

    “我们既然主张和平，既然要和各国建立邦交和做生意，那么我们就得注意态度，不一定对别人采取敌对或刺激的做法，例如我们最近对沈阳和上海的美国领事的态度，是不是会引起刺激？”

    毛泽东介绍说：“首先，我们要区分反动派与革命派的界限，对于国内外反动派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你刺激它是这样，不刺激它也是这样。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反正它要吃人。我们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谈话至此，张治中告辞，毛泽东握手道别。

    （摘自《回忆父亲张治中》 张素我 周海滨文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