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近来访的朋友都想去瓦尔登湖，照例先看仿造的梭罗小屋，在旅客纪念册上留下几句中文，与梭罗的铜像合影，然后绕湖而走，去看真正的梭罗小屋——其实仅存地基而已。

    亨利·大卫·梭罗来湖边住，造这座小屋，是1845年的事。当时这湖畔连同附近大片的农场和田野，都归属他的好友兼老师，哲学家、诗人爱默森。28岁的青年梭罗深受老师喜爱，获准在湖边生活，造房，读书，写作，种植，打猎，捕鱼，散步，冥想。两年之后，梭罗写出《瓦尔登湖》的初稿，这本书后来成为不朽名著，让梭罗跻身美国文学必读作家之列。

    从此，《瓦尔登湖》让瓦尔登湖变成神话：立国仅几十年的美国，在东北地方的森林湖泽之间，在被誉为“革命摇篮”的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此地距离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莱克星顿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车程——诞生了最有诗意，最超验无邪、最天真自然的“美国精神”。许多学者都会告诉你，爱默森和梭罗的思想著作奠定了美国个人主义精神，是自我与自然的结合，宗教与文学的婚姻，行动与玄想的产儿。

    不用说，梭罗在哲学上促进了超验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在政治上催生出托尔斯泰、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博士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在男子汉精神上塑造了从惠特曼到海明威等一代又一代“大男人作家”。梭罗的重要性，可以从他当年的栖身之所变成众人朝圣之地这一事实看出。

    在带领人们离开梭罗小屋的时候，我经常忍不住再多讲一段真实的轶事：

    话说梭罗搬到这里的第二年，就被当地收税员山姆盯上了，遭到后者的不懈纠缠。梭罗拒绝纳税，理由很坚决，他不会为还保留奴隶制的美国纳税，而且他认为自己住到湖边以后，就在自食其力，一切收获皆来于自然，他的存在与政府无关。这个故事的雷人结尾是：梭罗拒绝与政府打交道，但政府却最终以他“逃税”为理由，将他逮捕关押，直到他的姨妈帮他缴纳税款，才被释放。后来，梭罗写下在我看来比《瓦尔登湖》更重要的一本小册子《论公民不服从的权利》，指出个人有权利不与政府合作，特别是当政府所体现的是一种作恶的专制权力时。

    多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这样描述梭罗的意义：“这里的问题之关键所在是，不折不扣地体现出在任何时候与权力抗争都是一个人之为人的职责……”

    就这样，梭罗在我的描述中变成了一个钉子户。我暗自觉得，这样看梭罗，他是活在我们中间的一个人。

    （摘自《新民周刊》第30期 宋明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