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有“仇官”、“仇富”之说，笔者以为这都是些伪命题，且有转移社会焦点和“抹黑”普罗大众之嫌。老百姓“仇官”主要是仇贪，他们仇过像谷文昌那样的官吗？“仇富”主要是仇掠夺，民众仇过像姚明那样的富吗？但是，时下有一种“仇富”却被“忽略”了，那就是权力仇富，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权力夺富。

    权力夺富的前提，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大行其道，在皇权社会，遍布这样的前提，故权力夺富在封建社会屡见不鲜。汉桓帝时期，外戚权臣梁冀独霸朝纲，权力使他富甲天下但仍贪得无厌，于是，他发动了一场“黑打”运动，派出亲信分别到管辖的各县，调查登记当地的富人及其财产，然后冠以罪名将这些富人下狱，严刑拷打让他们用钱顶罪。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将洛阳城中的富豪全部逮捕，然后安个罪名诛之，没收其财物，死者不可胜数。

    类似的事，历代不绝，今天仍不鲜见。2011年10月财新网在京召开了“公权力与民营企业家财产权利保护”的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个别官员凭借手中权力，肆意掠夺民营企业家财产，甚至对其罗织罪名，施以酷刑，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

    权力夺富可分两种，一种是明火执仗。比如朱元璋夺沈万三之巨富，西晋孙秀发石崇之横财，以及梁冀、董卓的行为等等。由于权力的不可抗拒性和其本身所裹挟的巨大暴力，因此，它有着雷霆万钧之力。不管多大的老板，多雄厚的财富，权力所指，一夜之间就会使其家破人亡、灰飞烟灭。另一种是暗中运作。比如今天山西繁峙县的反贪局长穆新成，个人资产就达2亿多。巨额财富靠“以办案为名的敲诈”，迫使老板“进贡”消灾而来。这“办案”就是“曲径通幽”，就是一块“遮羞布”，背后仍是权力的威力。

    若这个社会权大于法，那么权力是石头，富豪是鸡蛋；权力如老虎，老板似兔子。然而，不管这种夺富多么荒唐，权力都会打着“依法”的旗号。卑劣如董卓者，都懂得这一点，何况今日的部分“聪明人”。

    古今中外，那些靠劳动和智慧发财的富豪，多是精明的企业家和商人。他们及其企业，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动力。夺富的结果会对社会造成重大伤害和灾难。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我们几乎从经济上消灭了所有的富人，也消灭了民营企业，甚至补锅、卖烧饼的也进入了“大集体”。但最终的结果是，不但没有使老百姓走向富裕，反而驶向了全民贫穷。

    （摘自《清风》2012年第8期 刘吉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