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苏联，随着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编造历史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工作中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从1975到1977年三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他拥有的勋章与奖章共达200多枚，死后在送葬行列中为他捧胸章与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

    如果翻开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苏联报刊，对勃列日涅夫令人作呕的颂扬言论到处可见。1976年底在为勃列日涅夫庆祝70诞辰时，掀起了颂扬的高潮，为此，《真理报》开辟了7天的专栏。而率先颂扬勃列日涅夫的是基里延科，他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党的领袖”当时阿塞拜疆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那些阿谀奉承、恭维勃列日涅夫的言论更多：“党和人民热爱您，他们爱您，是由于您的仁慈和热忱，是由于您的智慧和对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您的一生，您的智慧和天才赋予您获得并融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贵品质的能力，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人物，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的特殊品质。”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如有人称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组织人代为撰写的、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小地》、《复兴》、《垦荒地》等，获列宁文学奖。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截至1981年底，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有一册。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等。

    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前苏联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说，这像“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戏”,人们“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我国历史上我们为之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其登峰造极之时我认为是1975-1982年”。苏联新闻媒体在报道198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作报告的情景时写道，在他报告的过程中，被74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个人迷信是个人集权的必然产物，它反过来也为巩固与发展个人集权创造条件，相互促进。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朝高度集权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一步一步地深化，使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这种“成熟”在掩盖着、钝化着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潜伏着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