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北平七八年，胡适只上过他家一次，而这次来是为了辞退蒙文通的事。钱穆劝他不要辞退蒙文通，表示如果辞退了他，至少三年内找不到可以替代他教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的人。但身为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主意已定，二人遂不欢而散。

    后来蒙文通被解聘，果如钱穆所言，北大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老师，历史系主任便来请钱穆讲魏晋南北朝史，但钱穆却以北大给自己的聘书言明只讲上古两汉史为由，不肯去教。系主任无奈，只好让多位老师来分担蒙文通原来的课。时有学生提出质疑：这么多老师来授此课，为什么单单不见钱穆来上课呢？系主任没有办法，只好再次来请钱穆，钱穆乃答允上课。

    后来钱穆对此解释说：“与胡适赌气和满足学生要求，这是两回事。”

    又，钱穆到北大第二年，不顾系主任反对，坚持要增开一门中国政治制度史，尽管在当时大家都在谈共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被视为落后的专制制度而遭到鄙弃，但钱穆却坚持认为学生要了解专制制度，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历史，因此有必要开此一课。结果，前来选课的学生很多。后来，有人想要组织一个政党，特来邀请钱穆加入，说：“你何必跟胡适一样天天搞考据，以你的学问，不出来做官，实在是可惜了。”但钱穆却明确表示：研究政治和从事政治活动是两回事，自己只会做学问而不会做官。

    检读钱穆晚年所撰之师友杂忆，其在北大时，诸如此类的“两回事”还有不少。生活之中，难得的是能够随时分辨清楚什么和什么是“两回事”，不将它们混为一谈。

    （摘自《中国青年》6月上 邓清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