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巡，公开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言论。一时间，很多人的内心起了波澜。一批体制内人士、政府官员纷纷下海经商，如冯仑、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黄怒波等等，他们后来被称为“九二派”。

    《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与理想》回溯了九二派这一时段的人生情境，“士大夫”下海是作者对这一创业行为的概括。作者的立意不是这些未来的商业领袖们如何扩展其商业版图，或是失意者们如何丢失其商业城池，而是大范围的“士大夫下海”——这一中国历史未有之事——之于这个国家的启示。

    九二派的定义，来自于陈东升：“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根据这一定义，本书给出了这一群像的大致标准，九二派是精英，先是体制内的精英，即中国文化中的“士大夫”阶层——在约定俗成的观念里，士大夫即指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官僚的联合体——而后跳离体制，在市场中成长为“新士大夫。”除了企业家这一“经济学”的角色外，还扮演着公共生活的其他角色，如商业领袖、商业偶像和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1992年前后离开体制，通常是某一行业的试水者，继而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1990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先在一家民营教育机构教课，后创办“新东方”。1992年，郭凡生“被下海”，创办“慧聪”；原深圳蛇口区常务副区长武克钢“被下海”，创办“通恒”；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下海，创办“汇源”；胡葆森离开河南外贸正处级岗位，创办“建业”；苗鸿冰离开石油部办公厅，创办“白领”。1995年，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办“中坤”。1996年，43岁的王梓木去职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创办“华泰”。

    张维迎曾经这么解释过“士大夫下海”和“中国奇迹”的逻辑关联，一些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企业家禀赋，而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家人才被不当配置于政府或非生产性部门中去。”张维迎说，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在创造财富而非分配收入，这是“中国秘密”的最重要原因，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九二派”是这个故事的中国版本，他们逃离体制又反哺体制，值得我们以开放的心态观察其在转型中国扮演的角色。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33期 刘炎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