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的论证非常清晰，民主是个好东西，要把它移植进来，但要真正成功需要另一些社会文化与经济条件的支持，但你把第二批条件移植进来，发现后面还有一些配套条件，这些因素延续此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实，根本无法整体移植。严复打了个比方：有人想使一头牛跑得像马一样快，于是给牛接上了马蹄子，但牛还跑不快，因为马蹄子是需要马的骨骼带动的，于是再把马的骨骼装过来，但是牛还是跑不快，因为马的骨骼需要马的肌肉带动，而马的肌肉又需要马的血液系统的支持……也就是说除非把一头牛完全变成一匹马，否则它跑不快。用严复的话来说，中国人“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

    严复是当时把问题洞察得最清楚的人，在这一点上他是超越时代的，他在晚年之所以悲观，我觉得是因为对中国的激进势力无法阻挡有种预感，因为极端保守一定会出现极端激进，他知道这种激进主义的后果非常可怕，但他作为温和的中间派已经无能为力了。严复由于他的思想得不到同时代的人的理解而深感孤独。他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特立独行的智者无法与同时代新人进行对话的思想老人的悲剧。其实严复绝非我们过去教科书中说的晚年保守派，一百年前，严复说过的一句话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这十六字真言，是对任何浪漫主义的激进主义者的思想清醒剂，到今天也没有过时。严复还说了一句深刻的话：“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句话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