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上，他被称为中国官场的“奇官”；官场里，他是下属眼中的魔鬼领导；市井中，他是最为普通市民熟知也最饱受争议的地方官员。

    “罗书记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60岁的罗崇敏每天仍保持5小时睡眠，5个以上工作安排。他出身农村，30岁才开始自学初中课程，却擅长诗画、书法、填词，书也写了十余本，最近，他开始学习钢琴和马术。

    当以不俗的天资和旺盛的精力一头扎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中国地方官场，其人其行其思，自然显得格格不入。仅是走进云南省教育厅，就能感受到有别于其他政府机构的气场：大楼保安既不戴头盔，也不会盘查来客；上班时间，每一个办公室门——包括罗崇敏的，通通敞开；经常陪其下乡的职员的抽屉里，都备有糖果，每当早已过了饭点而厅长全无饭意时，他们便默默吞咽，补充能量。

    在中国官场，与众不同往往意味着孤独。在罗崇敏下基层视察的多张照片上，他总是孤零零地疾步走在最前面。

    他也并不否认这点，“我讨厌各种饭局，吃吃喝喝，两三小时就没了，”他说，在多次拒绝饭约之后，邀他的同事逐渐少了，时常一个月都没有一个邀约，“没有就没有，孤独就孤独。”罗崇敏给旁人的印象，更像一位喜欢较真的学者而非官员。但将罗崇敏归类为清高得不上道的文人型官员并不精准。在中国官场中，他是为数不多极乐意与媒体打交道的厅级官员。他的腾讯微博每天起码更新3条以上，迄今粉丝逾122万，内容囊括工作行程、时事点评、随记感悟、个人书画作品。“他是开微博官员中最活跃的之一”，一名腾讯编辑说。    

    罗崇敏的“奇官”之名，源于他任红河州州委书记时主持的一系列富于想象力与理想气息的改革：迄今全国规模最大的乡镇长直选，破除城乡户籍二元制与自由迁徙实验，改革当地党报电台电视台，将一个县的公立医院变成“有限责任医院”，他甚至曾试图将米勒县广电局卖给个人…

    红河州一名官员笑言老领导，“在思想上，罗书记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也有人直言不讳表达担忧：中国要有三分之一官员像他这样“瞎折腾”，就乱套了。

    不过，用“瞎折腾”定义罗崇敏的改革过于情绪化，至少在他的“棋盘”上，每一步棋都有他的考虑。

    比如乡镇长直选，罗说那是他在2002年底注意到十六大报告上的一句话：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此前，1998年四川遂宁、眉山已首开正副乡长直选先河。2001年他就任玉溪市委副书记时，也在全市200多个村推行村支书直选，但都止步于试点，他想再试一次。

    罗崇敏始终坚信这些尝试不乏意义，“从我身上，你能看到一个中国地方官员推行自下而上、触及体制的改革，能走多远。”

    现实与理想彼此作揖

    的确没人认为罗崇敏有任何衰老的迹象，从他2008年赴昆明就任教育厅厅长第一天直到现在。

    教育厅的老干部至今仍记得罗厅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处级副处级岗位进行全厅公选。公选现场颇似当年红河州石屏县乡长直选的场景，尚不习惯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营销自己的年轻公务员们，大多捏着讲演稿在台上僵硬地念诵。

    为了争取改革的最大公约数，现实与理想彼此作了一个揖。竞争上岗后，处长们仍是处长，最多换一个处室。此外，罗崇敏还为每位下课的老处长定制了一套西服，在一次聚会上一一为他们换上。    

    2010年，云南省教育厅成立了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处室：三生教育处，与德育处平级，配备一个处长与两名副处长，主抓罗崇敏的提出的“生命教育、生活教育、生存教育”。这门课在厅长的意志下，列入全省幼儿园至大学的必修课程。

    教材的主编即罗崇敏本人，他解释“三生”的灵感来自自己对教育本质的思考，“教育不是教书育人，而是教真育爱”。最后四个字，还被刻在了一块巨石上，摆在教育厅大门前。

    省内四所高校甚至成立了“三生教育学院”，培养三生教育课老师。一本教材里，号召学生“给未来子女写一封信”，告诉他们要等到结婚后再有性生活，婚前守贞能给人追求梦想的自由。

    省内一名长期跑教育线的记者告诉我，这是罗崇敏最为圆满的改革尝试。

    不避讳承认有“人治”色彩

    罗崇敏身上也有中国官员的喜好与虚荣——念博士，在高校挂职研究生导师；好写书，好送书，喜吟诗作词，谱成曲；每每接受完采访会嘱咐记者，“做报道在客观的基础上尽可能正面”。

    但他每做一样都力求做到极致。其博士毕业论文《边政学新论》获得国家百篇优秀论文奖，他的秘书打包票，每个字都出自厅长之笔，就是平时发言，秘书提前备好讲稿，厅长也只用过三个字，“同志们”。

    罗崇敏不避讳承认自己有“人治”色彩。2007年，罗崇敏入选决策杂志社、国家行政学院、北大、清华联合举办的“十大地方决策新锐人物”候选名单，20名候选人中，来自中西部的地方官员占了14位。

    他说这是因为在西部地区，尤其需要地方官员更强势、精英，善于综合运用人治、法治与文治。“没有一个能干的政府，执政者的意志不能深入执行，西部与中东部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人治的手段不能丢，纯粹的法治制约权力可以管理一个地方？那才叫乌托邦！”

    眼下，即满六十的罗崇敏面临转岗，他的期待仍然很罗崇敏，“相比进人大、政协，我更希望能做政府的顾问，我还想再做些事情。”

    （摘自《人物周刊》 潘晓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