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恩来，用日理万机来形容，是毫不夸张的。他的这种苦和难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累，二是气，三是忧，四是愤。

    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前的一天下午，总理正在休息，我（纪东，时任周总理的秘书）到他的办公室整理文件，无意中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张32开的白纸，总理用铅笔写了几句戏文：不公与不干。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下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我们都清楚，二八月是最难做的，因为二月八月乱穿衣啊，冷不定，热不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天气变化无常，因为正是春夏交接，或者是秋冬交接的时候。总理写出这几句诗来，可能就是一种发泄，发泄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但是写完也就完了，他还得照样地去工作，去忘我，去为大局着想。

    总理当时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作为一个总理来讲，的确需要把各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总理的内心，有时候也很郁闷，我们也看得出来，总理不高兴，总理神态上好像不那么舒展。

    （摘自《纵横》 纪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