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儿子讲自己小时候的事，说：“当时，我正站在南大街的口子上，同几个和我一样的小子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叼着烟斗，自以为很有派头儿。突然，我老爸从这儿经过，他一个字儿也没说，连脚步都没有停。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俩一块儿出去散步，在快要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他拿出烟盒，说：‘来来，西蒙，我以前不知道你也抽烟。如果你想抽个痛快，来支这种雪茄吧。这是一个美国船长送给我的。”’

    儿子听到父亲突然发出一阵大笑，那笑声全然是哭腔。这是多年前看过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的情节，这段话印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某年除夕，吃完饭，父亲忽然掏出一盒中华香烟，递给我一根，问我：“抽吗？”我一下愣住了，那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

    父亲拿着烟的手伸在我面前，我赶紧接过来。我俩谁也没说话，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把它抽完，仿佛一个沉默的交接仪式。那一刻，我觉得我跟父亲终于达成某种和解。

    作为一个在官场不太如意的干部，他一直希望我能去考公务员，延续他未能实现的价值，但我不觉得自己可以接受那样的人生。为此，我们争吵过多次。但在那个夜晚，当他拿着火机为我点上烟的时候，我知道这些都可以结束了。

    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里，父亲总是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存在：沉默、强壮、有尊严。我的父亲也不例外，他只能给自己裹一层外壳，用来维护这种父子关系的严肃性。至于我，不想、也不知道如何打碎这层外壳。有一次，他扭捏地拿着一张光盘问我怎么才能在电脑上播放，我一看就明白了，我很想把自己收藏的那些好玩意都送给他，像一对亲密的朋友那样。但我忍住了，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默默地走开。

    这些年来，我们很少交流。他已经有了老人一般的保守，我却正在激进的年龄，两代人之间的对立和不理解总是不可避免，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前些年，我买了一些书送给他，看完之后，父亲喃喃自语：“想不到事情是这样的。”我看着他的白发和皱纹，险些哭出来。(摘自《不愿说谢谢的人》云南人民出版社 王老板／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