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23岁就写出《雷雨》，震动文坛，此后佳作迭出，《日出》、《北京人》、《原野》……39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获得了很高的名誉地位，生活条件有很大改善，却没有再写出理想的好作品、大作品，其外部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被写作以外的活动占去太多的时间，历次政治运动的压力，“左”倾文艺思潮的干扰等等。然而，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进入不惑之年的曹禺更注意别人的议论，尤其重视领导对自己的看法与态度，更多地接受外界的影响，在创作上愈来愈缺乏自信，这些都显示了曹禺性格中软弱世俗的一面。

    1951年，曹禺主动提出要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得到领导的赞许。于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了《明朗的天》，结果是一次失败。原因在于他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与一贯的创作方法，根据明确的主题思想去“深入”生活，找人谈话，选择人物，设计情节，而且每写一步都小心翼翼地惟恐“歪曲了生活”，“违反了政策”。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还经过多次审查反复修改，保证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最后的结果是剧中人物成了传声筒，剧本成了宣传品，既没有揭示人物灵魂的复杂性，又少有真正的激情，更找不到曹禺昔日作品中的诗意与美感。

    曹禺晚年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不安是十分沉重的。他的好友、著名艺术家黄永玉以坦诚的语气给他写信说：“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后来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黄永玉写这封信是因为惋惜曹禺的才华——年轻时写出那么优秀的剧作，后来没什么像样的东西，那是一个剧作家的悲凉。

    一次，曹禺从报纸上看到袁伟民对运动员讲的一段话，“不要被金牌的压力卡住，心里有东西坠着，跑也跑不快。要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他感慨道：我就总是有东西坠在心里。心里坠着东西就写不出来。多年来，我写戏都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写了几个，有的也没写出来……

    一个文化工作者，即使他才华横溢，只要丧失独立思考，或一脑子功利目的，其创作都会偏离创作的规律，哪怕是头顶桂冠、奖牌满胸，也未必就真的能登上文化学术的高峰。

    (摘自《中国青年报》3.12  张天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