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陈强、张瑞芳两位老电影艺术家相继去世，他俩都是1962年评出的新中国“22大明星”成员。近日，“22大”中的王晓棠、秦怡、于蓝、庞学勤和谢芳，分别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谈及当年的评奖始末。

    新侨会议上周恩来的提议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联合主办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在新侨饭店召开，也称“新侨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重提“双百”创作方针。

    会议期间，6月22日，周恩来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等人，以及各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30余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小聚。

    在谈到明星体制问题时，周恩来认真地说，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电影明星的照片，为什么不挂我们自己的明星照片？

    原来，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曾发行过一套苏联电影演员的大头照片，辅以他们的代表作品的剧照，悬挂在电影院、工人俱乐部里。

    周总理叮嘱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要把中国自己的明星选出来，挂上去。

    评选的标准

    新侨会议之后，文化部迅速行动起来。宣传“我们自己的明星”的具体工作，被交给了文化部下属的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中影公司参考苏联电影的宣传模式，在上报文化部的《调查情况说明》中建议：大面积地在电影院、娱乐场地以及与文化艺术相关联的地方，悬挂广大观众最欢迎和喜爱的演员剧照或个人照片。

    夏衍当即批示同意。

    文化部的指示下达后，中影公司立即草拟出一批演员名单，以文化部的名义下发给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征求意见。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原意，仅表示需要印发演员照片。

    根据指示，四大制片厂分别上报了各自拔尖和重点培养的演员。文化部将名单上报周恩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按照各个厂的分配名额，平衡老、中、青三代演员的搭配比例，并考虑他们所演的影片的影响力，最后综合评定了名单。最后的名单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张瑞芳、赵丹、白杨、秦怡、王丹凤、上官云珠、孙道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崔嵬、谢添、陈强、张平、于洋、于蓝、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心刚、田华、王晓棠。另外还有来自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因《红色娘子军》影片而红透一时的祝希娟。

    评选的标准是相对宽松的。

    赵丹主演的《武训传》1951年全国公映，最初好评如潮，但很快被认为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饱受批判，在50年代初期发展成“新中国第一场政治运动”。但是，赵丹依然入选了“22星”。

    为什么不多不少评22个影星？对此，有多种说法。

    一个比较广泛的说法是，这是仿照苏联的“22大人民影星”得来的。90高龄的秦怡则提供了一个传闻：1961年，苏共22大召开，“那时候不是批苏修嘛，讲着讲着就出来了”，于是，“22大”之说就叫开了。

    找不到明星的感觉

    1962年春夏，全国各大影院的苏联明星照被撤下，换上了“22大明星”的照片。在强调国家和集体、批判个人名利思想的那个年代，“22大明星”们自己，对当明星却并不敏感，甚至有些回避。

    “去了电影院，也躲着，生怕被人看出来。所以光知道挂了你照片，但不知道是哪一张。”于蓝回忆。

    时年27岁的谢芳当时只演过《青春之歌》，跟其他影星比起来，还是刚出道的小字辈。1963年她演完《早春二月》之后出访日本，《青春之歌》的剧照有一层楼高，她乘坐的小汽车在人群中艰难地移动，很多年轻人亢奋地追着车跑，她才回过神来，这就是成名了啊。

    可惜好景不长。1963年、1964年中央接连发出批示，认为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由此，文化部以及各文艺单位开始整风，夏衍、陈荒煤等人受到批判。

    1964年9月27日，文化部电影局发出《关于撤销影院悬挂电影演员照片的通知》。在全国电影院、工人俱乐部等放映场所悬挂了两年零五个月的“22大明星”的大幅照片，从此消失。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25期 杨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