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国民党中央党部搬到了重庆，重庆也就成了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当官的都撤到重庆了，老百姓当然也跟着跑。用一位鼓书艺人的话说，“重庆现在是陪都了，全国四面八方的人都往这儿涌”（老舍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第三章）。重庆抗战前全市只有30万居民，截至1943年年底，市区人口已经超过百万，短短六七年间，这个城市的人口增长了三倍。 

    人口越来越多，房屋却越来越少（这是敌机轰炸造成的），住房供不应求，重庆的房价和房租开始暴涨。1936年，重庆最繁华的督邮街，三间中式瓦房，一年房租大约500元左右（法币），而到了1943年，这种房子每个月都要缴上千元房租，而且还未必租得到。这种情况跟法币贬值有关，但最关键的还是房子太紧张造成的。1944年，连官方都不得不承认，在重庆找房子不仅困难，甚至没有可能。  

    为了解决住房紧张和居住成本高昂的问题，国民党政府先后出台了很多调控政策：第一是限制租金，一所房屋的年租不能超过房价的2%，房东所收的租房押金不能超过一个月的房租。第二是打击空置房，“凡可供居住之房屋，现非自用，且非出租者，限令一个月内出租。”如果房屋没有空置，但是人均居住面积超过了8平米的，政府也会将其超出部分强制出租，如果拒绝出租，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金”（《战时重庆房屋租赁条例》）。第三是打击炒房客和二房东，转售要缴纳20%的重税，如果转租，新增租金不能超过原租金的2%。第四是鼓励刚需，无房居民自建房，免收地价税，而且可以申请为期三年的无息贷款（《内地房荒救济办法》）。 

    （摘自《中国经营报》8.6 李开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