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此事值得一录：

    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点头。

    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一面背诵，一面表演，把诸葛亮与张昭等人的语气动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上个世纪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写信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要求孙女背诵，作为史学大师的爷爷自然更能背诵。能够背诵《史记》，让人不敢想象。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知道他在14岁之前，就能够背诵以下典籍：《三字经》、《论语》、《孟子》、《左传》、《大学》、《中庸》、《诗经》、《礼记》、《易经》、《千家诗》、《古文观止》等。显然，这并不是他可以背诵的全部。

    文史学者曹聚仁，奉行的读书原则不是背诵，而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他谈到自己对几部经典著作的阅读遍数：《儒林外史》读了100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不是作为消遣地随便翻翻；读《红楼梦》赶不上俞平伯，但也先后读了70多遍；《聊斋》读了四五十遍，《水浒传》读了20多遍……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个人腰包里有多少钱一样，那属个人隐私。因而，更多人的读书功夫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不是读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易知录》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遗憾的是，当我们惊叹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时，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们既感到没有时间，更感到没有必要，由此，导致我们缺乏那一代人的扎实功底，更不会有那一代人的杰出文史成就。

    （摘自《广州日报》 代淑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