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中国是最大索赔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12月27日，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11个国家的代表组成的远东委员会成立，作为战后对日索赔以及对日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为了使受害国尽快得到赔偿，同盟国确定的索赔方案是以实物的形式充赔，拆迁日本的战争工业设备。

    由于在战争中中国所蒙受的损失最大，因此，中国抗战损失赔偿调查委员会拟写的《中国对日要求赔偿的说帖》提出，中国应获得不低于赔偿总数50%的份额。当时日本处于美国的实际控制之下。1947年4月，美国政府授权盟军最高统帅部将临时赔偿方案中所规定的“超出保留和剩余设备”中的30%先行予以拆赔，这部分物资分配给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受害最深的中国、菲律宾等国，其中中国分得50%。国民党当局获悉这一方案，自然是非常高兴。

    美国挺日，蒋介石无奈放弃赔偿

    然而，美国的对日政策很快发生了急剧转变。这是由于，战后以美、苏各为盟主的两大阵营此时已发展成激烈对峙的态势。这种新的格局使美国如坐针毡，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局面更令美国大失所望。美国由此决定保存日本经济实力，扶植日本在亚洲与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抗。

    于是，美国为日本对中国的赔偿设置重重障碍。他们先是把日本提供拆赔的工厂数量一减再减，接着规定凡是充作赔偿的工厂，不准盟国人员任意去参观，也不准日本政府与盟国人员随意来往，以致中方代表团无法全面了解设备情况。对赔偿设备的选择、估价全由美国把持，相关情况始终没有公布。

    1951年9月4日，美国单方面邀请了52个国家，在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英国提出“应让中共代表中国出席对日媾和会议”。几经交涉，双方达成协议，竟决定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不参加和约的签字。

    有了美国的撑腰，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的签约过程中，对赔偿问题施展了抵赖政策：能不赔的尽量装聋做哑；实在必赔的，或以口头道歉谢罪，代替实质上的赔偿责任；或做出愿意谈判的姿态，顽固地拖延时间，以减轻赔款实际负担。美国还居间调停，让日台双方进行谈判。

    兵败大陆而退居台岛的蒋介石政权，急于获得更多国家的“外交”承认，争取与日本缔结和约就是争取国民党政权的“国际空间”。从1952年2月到4月，所谓的台日谈判历时67天，进行了正式会谈三次和非正式会谈18次，最后的结果是：日本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国民党政权放弃全部赔偿。

    田中访华，周恩来再提弃赔权力

    《台日和约》引起了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承认《台日合约》。

    时隔20年后的1972年9月26日，日本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关于赔偿问题，日方认为，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当局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赔偿权利的问题。

    之后，周恩来与田中会谈，争的不是赔偿问题，而是谁有权代表中国放弃赔偿。周恩来说：“当时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台日和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

    （摘自《国民党放弃对日索赔内幕》 徐俊元、石玉新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