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北京分社没有宿舍，几经周折，好友张铁夫为我们找到了月坛北街五号楼的宿舍。

    我们住的四层楼，还有一套房子，是三间一套，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我们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互相常来常往。叶子龙那时还没有“解放”。他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很会生活，又健谈。那会儿时兴称呼“师傅”，我们都叫他叶师傅。

    有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我原以为是什么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要我帮他写一份检讨。检讨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安窃听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然后按录音整理记录。过了一阵，被毛发现了，这就成为私自安窃听器的大事。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问叶师傅，该怎么检讨。他说，不牵扯别人，只说我不对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份检讨，叶师傅居然还相当满意。

    我们住的五号楼的五层楼上那时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然而，搬来的却是一对老年夫妇。

    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借口，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她夫妇两人和叶师傅熟识，因此也经常到我们家来。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创业》给“四人帮”枪毙了，贺捷生动员作者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邓小平重审。这事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写法，自然要反复推敲，各方征求意见。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问作者敢不敢冒这个危险，作者甘愿冒险呈书。作者的妻子也支持写信。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万一作者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饭。经过这一番努力，《创业》终于上演了。（摘自《红色记忆》 沈容/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