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秦国发生饥荒，应侯建议开仓放粮。秦昭襄王表示：“秦法赏罚严明（‘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如果开仓放粮，饥民无论是否有功，都能得到赏赐，这会导致混乱。与其开仓放粮导致混乱，不如为了安定团结而放弃救济。”另一种说法是，秦昭襄王说：“开仓放粮会导致饥民无论有功和无功，互相争夺，与其让他们活着但乱象丛生，不如为了安定团结让他们死掉。（‘夫生而乱，不如死而治’）”

    《韩非子》的这个片段，充分体现了君主的“美德”：以法治国，法大于情，赏罚严明，稳定压倒一切。但是，这些“美德”推出一个恐怖的结果：宁可饿殍遍野，也不能开仓放粮。理由非常光明正大：与其“生而乱”，不如“死而治”。

    秦昭襄王似乎很有法治精神，即使拒绝开仓放粮，也要把“秦法”当做挡箭牌，让人无从反驳。不过，这建立在秦法即王法的基础上。法治的核心要义是限制君主和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但是，在法家这里，王法的核心要义是维护王权。两者虽然都很注重“维权”，但法家重在维护政权，法治重在维护人权。

    法家之“法”，与法治毫无关系，更接近黄宗羲所说的“非法之法”。法治不同于人治，法家主张不近人情，因此后人常混淆两者，认为法家虽然残酷，但是主张法大于情，值得肯定。这种解读是一厢情愿的想象。法家的法大于情，是王法大于人性，与其说是”反人情”的，不如说是“反人性”的，恰恰是一种极端的人治。

    在王权至上的情况下，一切价值都以是否有利于维护王权为标准。在商鞅变法之前，衡量一个国家是善政还是恶政的标准，是民众用脚投票：民众纷纷移民进来，那是善政；民众纷纷移民出去，那是恶政。但是，商鞅之后的秦国，不再是民众评价君主，而是君主赏罚民众。民众即使在秦国内部也不能自由流动，更不可能移民出去。君主评价民众的标准是“军功”，如果没有“军功”，饿死事小，导致评价体系混乱，罪莫大焉。

    秦昭襄王在位长达五十五年左右，在中国历史上名列前茅，充分实现了他理想中的“稳定”。至于他治下的民众是否乐于生活在这种安定团结、幸福祥和的时代，无法得知，因为民众已经失去了自由迁徙、自由表达的权利。 

    （摘自《广州日报》7.16）王晓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