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考试，应试者如过江之鲫，然而中榜者寥寥，乡试一省录取不过百来人，而全国会试录取常在二三百人之间。以光绪九年（1883年）为例，会试考生16000多人，只“赐陈冕等三百八十人进士及第”，录取率约为1.9%，98%的考生落榜。

    清朝落榜生最通行的出路就是读“高四”，那时没补习班，只能一边工作养家糊口，一边自己苦读。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吴大澂，早年乡试、会试落榜后，都是边教书边准备考试的。后“会试中式第三名贡士，殿试二甲第五名”，成为大臣和著名金石考古学家。

    显然，像吴大澂这等好运气的复读生，实在是寥若晨星。所以，捐资纳粟之途，就成为落榜生的第二种出路。落榜生捐资纳粟为官，这在清代、尤其在晚清是很普遍的事情，但这也是晚清吏治腐败萎靡的一个病灶所在。当然，要想走捐资纳粟之途，得必须是“富二代”。

    落榜生的第三种出路，就是放弃应试，改弦更张，投笔从戎或者做幕僚当秘书。

    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即是科举失意，投笔从戎的一个著名例子。他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21岁中举后，“会试三次不第，即弃举业而专治经世之学，知交群雄，有名于时”。而后，他竟然一步一步凭着真才实学，将自己打造成了晚清一等重臣。

    清朝的落榜生还有第四种出路，就是“大挑”。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定制，三科（原为四科，嘉庆五年改三科）不中的举人，由吏部据其形貌应对挑选，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每六年举行一次，使举人出身的士人有较宽的出路，名曰“大挑”。

    还有些落榜生因对科举失望改而从商。咸丰八年（1858年）16岁的郑观应童子试未中，即弃学从商，后成为有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也有些“愤青”，因科举落榜而痛恨时弊，晚清的洪秀全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三次乡试都失败落榜，尽管后来他造反的原因复杂，但与科举不公平也不无关联。这从他后来在太平天国大兴科举之举，可见一斑。

    （摘自《文史月刊》 李晓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