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礼貌，似乎已成为民族自我整容的重大议题。据媒体报道，最近一项在一千五百名欧洲酒店经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当选世界最佳游客，中国人则在世界最差游客中名列第三。

    关于中国人教养的海外指责，正在演变为一种喜剧式的笑声。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钻石专卖店盥洗室里，贴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请不要站在马桶上！”

    尽管法国人在上述排名中被列为世界最差游客，但只是因为他们拒绝说英语而已，法国人的教养，依然是全球公民的榜样。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欧洲耗费三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关于国民教养的塑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号称“礼仪之邦”的文明古国，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

    从某种意义上说，粗鄙是政治转型的直接遗产。政治正确代替了个人教养。六十年代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里，排长陈喜挥手道别的姿态，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成为教育人民的反面教材。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涯中，只有一项跟“教养”真正相关的事务，那就是“劳动教养”。但它跟真正的教养无关。在我们的道德事务中，教养仍然毫无踪影。

    在GDP指数保持高位、奢侈品被大肆哄抬的今天，全民教养指数却在继续跌落，并有归零的危险。没有任何一种现成药方，能够挽救这濒死的教养。西方人费了三百年才养成的事物，我们要耗费更多的年份去重构。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时间，也许是摆脱这场文明噩梦的唯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