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与鲁迅曾有过这样的对话：“为您写传我肯定不是最适当的人，因为我不姓许。”鲁迅听后哈哈大笑：“就凭你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人。”

    一句“你是懂得我的人”，可看出两人非同一般的关系。就是这位自称“不是最适当的人”，于1956年在香港写成并出版了《鲁迅评传》。

    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顺利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从此以后，汪曾祺就在老师的帮助下一步步走上文坛，而后成为“京派小说”的领军人物。

    他是最懂沈从文的人，在行军过程中，只带了沈从文的书，只想听这个人说话。而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沈从文死后，汪曾祺围着老师看一眼，再看一眼，然后，哭了。

    丰子恺崇拜李叔同，两人的师徒之情天高地厚。1918年李叔同出家做了和尚，而为了回报恩师对他的培育和引领，丰子恺用自己的画笔、46年的时间和一段坎坷艰危的道路，实现了一个宏大的志愿，这就是直到现在还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六集《护生画集》。

    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著作的整理出版事宜全权授予学生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蒋天枢是懂得陈寅恪的人，他也配得上这种信赖。

    1958年，蒋天枢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这在当时来说，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文人之间的“懂得”是一种千古知己的情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摘自《每日新报》3.22 孟祥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