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薯条哥的故事在网上流传，一时间，一个外国留学生顿时成了红人。他做了什么呢？用他的话来说，一点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他去麦当劳，看见一个行乞的老阿婆，想到她也许需要点什么，于是给她买了一包薯条，陪阿婆聊了一会儿。整个过程，被好事者拍了下来，传到了网上。

    虽然说，他仅仅给了阿婆一点“不够健康的食品”（他自己的话），还给她喝了一点矿泉水，陪她聊了几句。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人能够想到一个行乞的老太太，而且陪她聊天，吃薯条，就已经够了不起了。因为，这种看起来很简单的事，平时我们多数生活得比阿婆优越得多的人们，基本上是不大可能做的。我们很多人也许会丢几个钱给她，或者给她一点食物，但要我们陪她一起吃薯条，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客观地说，即使那些心肠好极了的良善之辈，脑袋里也没这根弦。

    有时，我们会怀疑这样的乞丐，原本就是骗钱的。他们过的挺好，出来行乞，就是一种挣钱的职业。一想到这一点，很多人的善心，都会因此而大打折扣。当然，即使我们能有办法确定行乞的人货真价实，我们也同样不会把时间留给他们，陪他们聊聊天，试图帮他们做点什么。因为，我们嫌他们脏，怕他们有传染病。甚至，怕他们有什么不良企图，趁机赖上我们。即使什么也不怕，也不会有人想到，这样行乞的阿婆，也需要有人陪她聊聊，她也有精神上的需求。

    中国的贫富差距，也许还赶不上美国，也赶不上香港。但是，中国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隔膜，已经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莫说背爱马仕包包，开豪车的官二代和富二代们，就是一般的中产之家，白领之家，跟进城打工的民工，跟拉车买菜的农妇，跟扫大街的清洁工，都像是两个世界里的人，更不要说那些沿街行乞的乞丐了。这样的两个世界，其隔膜程度，不是一般两种阶层之间的不了解，而是地球和火星人的差距。有着这样差距的人们，却偏要在同一个天空下相遇，嫉恨，敌意和仇视，自然是难免的。

    这样的敌意，当然非社会之福，既非富人之福，也非穷人之福。两拨同处一个天空的人们，需要互相了解，互相理解。我在香港教书的时候，有个学生，是中产阶级，生活相当优裕，他的太太和孩子，每个周末都会到穷人集聚的地方，帮那里的孩子教教英语，补习一下课程，而香港的社区组织，也为富人帮助穷人，提供了机会和平台。我想，正因为如此，尽管香港的富豪和最穷的穷人之间，差距巨大，但那里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却远没有我们这里这样的浓烈。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第21期 张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