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辩论中的 “红黑法则”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用坏的字眼将对手妖魔化，多会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运用非人化、低等动物或妖魔鬼怪的比喻，但有的则与一个特定环境中被公认为特别邪恶、丑陋、肮脏、危险的事物或观念有关。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被视为光荣、美好的事物，在另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则可能成为妖魔化的说法，这在政治妖魔化中尤其常见。2012年4月10日，美国共和党议员韦斯特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市政会议上说，美国国会中有78到81人是共产党成员，引起哗然。2011年他就曾在电视上攻击奥巴马是一个“低层次的社会主义煽动者”，惯用“马克思主义的蛊惑言辞”，表现出“第三世界独裁者的傲慢”。韦斯特所使用的就是政治妖魔化的手段。

    在美国，对自由派人士最极端的指责便是称他为“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者”。韦斯特的指责本不是公共辩论，因为他并没有提出那几十个国会议员是“共产党”或奥巴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证据。因此，美国记者诺曼批评韦斯特，说他是在用吓唬小孩的“怪物玩具”，玩恐吓公众的把戏。

    在美国，对互联网和公开政治对立有所了解的公众，许多都知道“戈德温法则”。这个法则是由美国知名律师迈克·戈德温在1990年提出的，先是用于网上的在线辩论，现在也用于一般的政治辩论，指的是，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用纳粹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的概率会趋于1，也就是100%，简直没有例外。

    在美国的政治对立中，“戈德温法则”似乎并不只是朝一个方向延展，必定趋向“纳粹类比”，而是也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延展，最终趋向“共产党类比”。这两种趋向看似相反，其实都是极端性质的类比。

    戈德温把“纳粹类比”基因当作一个与公共话语健康有关的问题提出来，是因为如果随便把这类字词作为政治标签，用来抹黑对方，简单粗暴地给对方定性，那就不仅会把纳粹罪行琐屑化，而且还会使辩论再也无法继续下去。

    胡泳在《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一文中指出，中国式辩论中有一种类似于“纳粹法则”的“文革法则”，例如，方舟子和韩寒之战（包括他们的“粉丝”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双方都以“文革余孽”的标签相互指责。运用这一标签的还包括了知名的学者和教授。不仅是方韩之战，“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

    我们还习惯以红与黑划线。一切与“红”有关的，自动成为好事。相反，几乎所有的坏事都能用“黑”来标志。红与黑是深藏在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的有害语义基因。红与黑是一种思想短路，时刻在削弱和瓦解人们的对错、敌我和是非的真实观念，像病毒一样侵害着人们的信息和社会环境。它总是朝一个极端的方向延展，不是红便是黑，红黑必然对立。一旦公共话语被套上红、黑两色，对话旋即变为战斗，任何的理性辩论都被终止，再也无法进行下去。  

    （摘自《南方周末》 徐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