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国掀起了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的“大跃进”运动。“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做先锋。”在“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的突击式群众性文艺创作运动中，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一样，文艺战线也捷报频传，“卫星”频发。
定任务：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十五年后中国的文艺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柯的这篇讲话，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的创刊号上，对文化领域的“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柯文的启发之下，各地纷纷提出“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
1958年8月以后，文化部、中宣部先后召开了多次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大普及办公室，一些省、市、区也成立了文化卫星指挥部，开始大放“文艺卫星”。很多地方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甚至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
不少著名文艺家个人也制定了“跃进”指标，例如，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我的规划》中表示：下半年要“写一个多幕剧、两个独幕剧；每月写小品、评论一篇以上；写成《五四杂忆》初稿；重温和精读《矛盾论》、《实践论》，做学习笔记……”并“保证完成，争取超额”。
放卫星： “歌声遍田野，壁画满山墙”
全民大办文艺的结果是短时间内涌现出许多的农民、工人作家、诗人，上海自称拥有70万人的文艺大军，成立了200个工人业余创作小组和1000个农民创作组。
清华作为一所以理工为主的高等学校，此时成了著名的群众文艺创作的典型。全校1万名学生，创作了5000多首诗，3000余首歌曲，1500个剧本，2000篇小说、散文、特写、曲艺，3000多幅漫画，办了700多种系和班级的油印刊物。
1958年文艺界所放“卫星”中，以当时开展的“新民歌运动”和“新壁画运动”最为引人注目。一时间，全国到处是“歌声遍田野，壁画满山墙”。
“新民歌运动”是在毛泽东倡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示要搜集民歌，他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
在领袖倡导、全民动员的情况下，“新民歌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开展得如火如荼。“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袋烟。”“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创作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很多民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龙王辞职》：“自古水往低处流，谁见河水翻山头；人民智高力量大，指挥江河有自由。”“龙王一见愁上愁，告老还乡去退休；调动一切积极性，还是把他社里留。”《月宫装上电话机》诗：“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一位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描绘了“大跃进”时期的“盛景”：“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普通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于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数计。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在1958年“新壁画运动”中，山西平顺县有一首新民歌是这样赞美新壁画的：“社会主义新壁画，新农村里把根扎。农民热爱新壁画，村村都把壁画画。跃进车，跃进马，处处都是跃进画。新壁画，会说话，教育人心向灯塔。农民思想得鼓舞，生产劲头比天大。实现建设总路线，人人心里笑开花。”在“全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上，中共河北昌黎县委宣传部长黄德玉在发言中说：“该县壁画创作的大跃进在3月18日开始，7天突击，3天扫尾，到3月30日共计12天的时间，就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壁画县，共画出壁画6千多幅，把农村换上了美丽的装束。”
短暂热闹后偃旗息鼓
由于文艺“大跃进”运动存在着诸多问题，作为文艺家、诗人的毛泽东也感受到了。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由于毛泽东态度的变化，再加上农业高产“卫星”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和随后到来的全国严重的粮食饥荒，群众的文艺创作热情的锐减，文艺“大跃进”逐渐偃旗息鼓。
（综合《文史精华》徐秋梅 吴继金/文、《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罗平汉/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