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英国剑桥大学访学一年，发现人们打招呼问好，并不局限于熟人或者朋友之间。尤其在教堂、酒吧或者其他社交场合，人们会十分自然地向陌生人问好，有时还会聊得十分投机。时间一长，我也颇受这种习俗的感染。

    一天，朋友忽然问我：你在国内也能这样吗？我一时无以回答。一般来说，我们对陌生人都不会微笑。在两种情况下，微笑尤其容易引起尴尬：其一，对陌生领导微笑比较危险，通常情况下，你越微笑领导就会越严肃。到后来，你会发现自己不像是微笑，而是讪笑。其二，对陌生异性最好不要微笑，人家十有八九会认为你居心不良。即便对于一般的陌生人，在许多情况下，没有由头的微笑往往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警惕：这家伙想干吗？

    中国原来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一般来说，人们只信任熟人，也只将温情和关爱留给熟人。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什么事情，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托关系、找熟人”。而且，这一条路也的确最为可靠，只要是熟人介绍的事情，大家一般都会尽心尽力地努力办好。

    人们对于“关系”的恶评，一般源于两个方面：从大的方面来看，担心“关系”有损社会正义；从小的方面来看，发现处理好各种“关系”往往很难，因此为之苦恼。其实，社会正义不彰，根本原因不在“关系”本身，而在于社会公义乏力，或者“关系”被滥用。例如，如果社会真正实现了“法治”，则人们可以轻松地通过正路办好事情，那么，人们也就会减少对关系的依赖。如果正路好走，人们又何必自寻烦恼？在社会正义不彰之时，人们有时恰恰是依赖关系求得基本的社会正义的。

    要确保陌生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其中的底线，则在于确保一方不能利用另一方的信任伤害到另一方。在西方社会，人们通过严厉的法治，基本能够做到这一点。例如在商业领域，陌生人之间可以放心地做生意，而不用担心受到另一方的欺诈——这种信任，表面上是对陌生人的信任，而根本则在于对“法治”的信心。由此可见，陌生人伦理的建立，绝不可能存在于熟人社会的“关系伦理”之内，而只能存在于“社会公义”之中。

    中国近年来出现的许多耸人听闻的社会悲剧，例如毒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小悦悦事件，等等，其实都是“陌生人伦理”的缺失所致，归根到底，则是社会公义不彰的缘故。

    至于小悦悦事件，则要数凤凰卫视的梁文道的评论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在他看来，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我虽然备感痛心，但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基本属实——在社会公义不彰，“陌生人伦理”尚未确立完善之前，小悦悦的悲剧既非第一例，也绝非最后一例。    （摘自《学习时报》5.28黎志敏/文）